第四，傳承睦鄰友好精神，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宣導不同文明和平共處、和諧共生，拓展人文合作，夯實與各國關係的民意基礎；
第五，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霸權霸道霸淩行徑，構建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壯大了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進步力量。
這一意涵之下的《北京共識》，不啻對《華盛頓共識》的最直接反擊與對抗。
無論《華盛頓共識》或《北京共識》，都已成為2010年之後美國與中國對所有開發中國家進行經貿與政治交流的準則，可說是兩種意識形態的競逐；但由於既往《華盛頓共識》的過分介入受援助國家經濟制度，甚至附加“強勢政治改革”要件，對開發中國家言，根本就是一種“脅迫的善意”。
沙利文主張美國應該內化回歸干預主義
在《華盛頓共識》淫威下，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第一大國美國說話時，以其聯盟力量及在當今國際秩序的體系和規則方面的核心作用，乃至經濟體量和財富，與在建立布列敦森林體系、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使得全世界都不得不傾聽依從。
然而如今，在遭受“全世界買家懊悔”情緒折磨情況下，美國不得不重起爐竈。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在2023年4月20日的演講中概述了“美國新願景的經濟”，隨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以《復興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為題發表了一個更為宏觀、補充性的演講，針對以往《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批判，可以被視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式干預主義的回歸。
美國政府將加大政府有形之手對市場的干預
2022年以來，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以及俄烏戰爭等因素帶來的衝擊，更加暴露出《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局限性：過度自由市場經濟驅使戰略物資生產產業鏈外包，疫情揭露了生產供應鏈的脆弱性，俄烏衝突等地緣政治因素反映了過度對外依賴的風險，全球大宗商品供應受到明顯衝擊，全球通膨加劇了不確定性。以致《華盛頓共識》已經難以維繫美國對外霸權主義的橫行，美國政府也對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反思，而改以主張加大政府有形之手對市場的干預。
從近期美國高層表態和出台各項政策看，《華盛頓共識》正在褪色。2023年4月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提出的美國新國內外經濟政策，已被看作拜登政府的轉向：以國家介入為主旨的產業政策、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和恢復貿易保護主義。沙利文指出，過去幾十年，美國過度強調市場效率，取消稅收、放鬆管制，以及私有化被放在優先於公共利益的地位，使得一些如半導體和基礎設施領域的重要部門都陷入了萎縮，損害了美國工業能力，因此必須以加強公共投資來支持對經濟成長有重大基礎性作用的、具備國家安全戰略性的製造業產業發展，尤其是醫療設備、半導體和關鍵性礦產資源。
過去兩年來，拜登政府密集出台的《2021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晶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通膨削弱法案》，都是典型的“政府直接干預市場”行為，皆可看作美國《華盛頓共識》已經轉向《新華盛頓共識》的具體軌跡。
美國自己本身正面臨四大挑戰
美國政府已經深切體認：美國自己本身正面臨四大挑戰：工業基礎的空心化；一個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對手的崛起；不斷加速的氣候危機；日益上升的社會不平等對美式民主政治的衝擊。未來的應對之策是“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對外政策”：
首先是以“現代美國工業戰略”支持被視為“經濟成長基礎”且“從國家安全視角看具有戰略性”的行業；其次是“與美國夥伴國家合作，以確保建立起能力、韌性和包容性”；第三是“超越傳統的貿易協定，轉向關注時代核心挑戰的創新的國際經濟夥伴關係”，包括建立多樣化和有韌性的供應鏈，動員公共和私人投資“推動清潔能源轉型”，確保“數字基礎設施的可信、安全和開放”，“制止在對企業徵稅上的逐底競爭”，“強化勞工和環境保護及打擊腐敗”；第四是“動員數兆美元的投資進入新興經濟體”；第五是“高牆小院保護基礎性技術”方案。
於是《新華盛頓共識》將是更周密地針對輸往中國的最先進半導體技術出口，實施“全面量身訂製的限制或制裁”，並且要包括“加強對於與國家安全有關的關鍵領域內的外國投資審查”；沙利文堅稱，這些限制制裁是“量身訂製的舉措”，而非“技術封鎖”或“技術脫鉤”。
這確實是美國經濟政策目標和手段的根本性轉變。但是這種轉變的深度和持久性將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新華盛頓共識》的美國共識。
《新華盛頓共識》存在諸多國際疑慮
然則，這些《新華盛頓共識》的新訂目標，是否真的有助於讓美國人和其他美國盟友夥伴國家的人民都變得更加富足和安全，當然存在諸多疑慮：
疑慮之一是，與美國經濟體量有關。據估計未來10年中來自拜登總統議程的公共資本和私人投資總額將達到約3.5兆美元，但這個數額充其量祇是同期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4%，遠遠無法帶來“真正變革性”；疑慮之二是，真要想讓美國新產業政策奏效，將十分困難，尤其對於處在技術前沿的經濟體，更是如此；疑慮之三是，《新華盛頓共識》涉及的新策略，對於與全世界其他非美國家而言，尤其是對中國(但不僅僅是中國而已)的關係，特別是全世界國際貿易關係，究竟會產生怎樣的破壞性？
光是要明確區分“純商業技術”與“具有國家安全影響的技術”，就十分困難；而要把“美國的朋友”與“美國的敵人”區分開來，同樣極為困難。尤其是今天，要說服中國相信，《新華盛頓共識》並非是一場打壓中國經濟戰的新開端本身，就已經十分困難；更何況，今天的中國，已經有很多手段足以應對美國的鬥爭。
唯有當《新華盛頓共識》新策略，確定可帶來更加繁榮、和平、穩定的世界時，則這項新策略也才會有奏效可能；倘若《新華盛頓共識》不啻將帶來更分裂的世界、更加崩潰的環境，或更加徹底的衝突，則《新華盛頓共識》必將是更加失敗，可能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惡果。
2023年《北京共識》的新階段行動願景
就在美國公開宣示《華盛頓共識》已經正式轉進《新華盛頓共識》新策略的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2023年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上，公開將《北京共識》的新階段具體行動願景，又往前進一步推進到一個更新的實化階段：
第一，增進團結互信謀發展促合作，胸懷大局，擔起責任使命，排除各種干擾，維護實現非西方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加強戰略溝通和協作，以對話消彌分歧、以合作超越競爭，堅定支持彼此發展振興，從地區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獨立自主制定對外政策，高度警惕外部勢力在各自地區煽動“新冷戰”、製造陣營對抗，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內政、策動非西方國家“顏色革命”，把本國發展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維護地區和平，保障共同安全，各方協作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堅持對話協商化解國家間分歧矛盾，推動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構築地緣區域安全屏障，加緊完善各國執法安全合作機制，拓展數據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強化鄰國協調合作機制等平台作用，推動建構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第三，聚焦務實合作，加快經濟復甦，促進地區國家經濟成長，各方一道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反對保護主義、單邊制裁、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反對搞“築牆設壘”、“脫鉤斷鏈”，做大互利合作蛋糕，讓發展成果公平惠及各國人民。
共同建設世界和平、貢獻全球新而美的國際秩序
加強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與各國發展戰略和地區合作倡議對接，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基礎設施和區域國際物流大通道建設，保障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擴大“一帶一路”國家本幣結算份額，拓展主權數字貨幣合作，推動建立新開發銀行。擴大數據合作，開展數位技術人才培訓合作機制，促進非西方國家經濟高品質發展。
第四，加強交流互鑒，促進民心相通，願景推進多樣文明和諧發展，落實全球文明倡議，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深化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媒體等領域合作，支持民間機構工作，舉辦人文交流活動以及鄉村振興、應對氣候變化等主題活動。
第五，踐行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一致追求公平、公正，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斷促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進人類社會現代化，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北京共識》直接全面超越《新華盛頓共識》
相較於美國《新華盛頓共識》由對外掠奪攻勢轉向對內守元新策略的具體内涵，2023年《北京共識》的新階段行動願景，反而更加向外延伸包容、擴大合作共贏、構築共同富裕的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信毋庸等到2050年，《北京共識》願景的實現，必將在全世界格局直接全面超越《新華盛頓共識》。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8月號，總第30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