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來，中國大陸為了達成高品質且可持續的發展，在力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不會再追求高速成長，而會走行穩致遠的路。不過，即使如此，林毅夫在今年的博鰲論壇上表示，未來的10年，中國大陸應該可以維持平均6%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繼續保有對世界經濟增長30%以上的貢獻率。這將意味著，中國大陸會在2025年以前進入高所得國家（人均GDP達到12750美元以上）的行列，並在2030年以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相對於中國大陸的進一步邁向改革開放和承擔全球經濟復甦的責任，弔詭的是，曾經是自由貿易領頭羊的美國，卻開始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吹起逆全球化的號角。
2、右派民粹主義當道的美國
2008年達到高峰的金融海嘯，讓世人警覺到，被視為萬流必然歸宗的美國政經體制，其實大有問題。當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引發金融海嘯之際，大家看到的是整個發達國家的板塊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包括日本經濟連續陷入兩個“失落的十年”，歐洲債務危機不斷擴延加深。這些21世紀以來的新情勢，讓提出“歷史終結”論點的福山，開始修正他原先對於自由民主體制的樂觀預期，包括他對於美式自由民主的推崇。他發現，美國所施行的自由民主已經導致政府失能、分配惡化和中產階級萎縮，其結果，已經傷害到了自由民主本身的正當性。
除了福山之外，對於美國政經體制更嚴厲的批評來自於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他發現，在美國主導下，以自由貿易為主軸的全球化，一方面固然促成了國際經貿活動的交易成本下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益提升；但是，另一方面卻也造成了少數人得以進入“贏者圈”，大多數人落入“輸者圈”的問題，使得不平等的現象在各個國家內部以及國際之間擴散蔓延。曾經對全球化採取支持態度並有所期許的史迪格里茲，因而對於美式資本主義導引下的全球化提出了批判，他認為美國社會已經淪入了貧富差距不斷惡化的情境，頂尖百分之一的人透過金錢影響政治的運作，不斷擴大尋租空間和積累財富，犠牲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利益，讓美國陷入“百分之一對百分之九十九”的戰爭；同時，缺乏適當治理機制的全球化，進一步擴大了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之間發展的差距，讓發展中國家很難以翻身。
民主體制失靈的結果，是美國無法扭轉財政、貿易和家庭借貸這三大赤字，酬庸政治與裙帶政治大行其道，人權和自由嚴重倒退。美國還將這種“變形民主”和“變形市場”以“華盛頓共識”為名，推銷到全世界，使得新興民主國家貧富差距更加惡化且債台高築。其結果，就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和“阿拉伯之春”的悲慘收場。朱雲漢認為，美式資本主義不但具有“反民主”的本質，也具有“反市場”的本質，因此，必須對其建構有效的平衡、節制與監理的機制。然而，美國的政經體制似乎已經失去了自我糾錯的能力，衰敗的跡象仍然持續，並且促生了右派民粹主義的風潮，把特朗普推上了美國總統的寶座。
作為反全球化的一股新興勢力，右派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在經濟面向上，對內要求自由放任，對外卻強調保護主義；在政治面向上，自命是代表“一般民眾”發言，反對精英分子或者所謂的“建制派”掌權；在社會面向上，抵制促進社會平等的政策，歧視境內的少數族裔，排斥其他國家的人民從境外移入。這些主張和強調維持現狀的傳統右派保守主義並不相同，也不同於擁護自由貿易的新保守主義，特別是他們反對既有政治生態下的精英分子持續掌權，主張要“還政於民”，所以，被稱為“民粹主義”。
美國右派民粹主義興起的具體表徵是茶黨的出現。茶黨的成員處處和歐巴馬唱反調，反對加稅、反對經濟紓困計劃、反對全民健保、反對救援銀行、反對政府過度龐大，要求政府減少對市場的干預，還給他們“個人自由”。其聲勢逐漸浩大，吸引了不少共和黨與右派的政治人物向其靠攏，影響所及，對於美國長期穩定的兩黨政治體系，都造成了衝擊。結果甚至於把政治素人的房地產商特朗普意外地推上美國總統的位置，開啟了美國帶頭反對全球化、反對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和片面加徵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的詭異現象。
競選期間的言論就經常以中國大陸作為箭靶的特朗普，雖然在就職初期表現了一陣子對中國大陸的友善態度，但是，一心想著“讓美國再次偉大”，處處都要求“美國優先”的這位美國總統，還是按捺不住他對中國崛起的忌憚，開始發動一連串對中國大陸不友善的動作，特別是瞄準了“中國製造2025”，想要截斷或最少延緩中國大陸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勢頭。那麼，在這場中美爭霸的世紀大戰中，台灣應該做什麼樣的抉擇？
3、迷航中的台灣
台灣由於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市場縱深不足，無法支撐完整的產品供應鏈，大部分的產業發展都必須考量如何串聯境外的生產要素和開拓境外的市場空間。從成本效益的法則來看台灣產業的對外連結之路，很清楚的是，善用大陸的互補要素，是台灣產業發展最佳的選擇。因為，兩岸地理距離鄰近、語言文化相通，再加上多年來台商在大陸的經營，已經建立了比較深廣的人脈關係，形成了特定的產業聚落，所以，兩岸進行產業合作可以享有比較低廉的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時，大陸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強勁的成長動能，近年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如前面提到過的，都在30%以上，大於美國、日本、歐盟，乃至於再加東南亞國家的總合。在前述這些先天條件和後天形勢的制約下，台灣沒有不好好連結大陸市場的理由。
事實上，當我們把視野再放得寬廣一點，從區域生產網絡的視角切入，就會發現，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特別是和美國的往來上，同屬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和韓國，是唇齒相依的命運共同體。進入21世紀之後，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樞紐雖然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大陸，但網絡中各個成員的產業關聯性並沒有降低，甚至於因為高新技術產品更細緻的分工，使得產品供應鏈之內的貿易更加緊密。
由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造成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許多產品，它們的供應鏈組合主要是鑲嵌在東亞區域生產網絡裡，這些產品供應鏈的結構通常是由日本供應上游的高端原料和零部件，韓國和台灣供應中游的次高端中間財和零部件，大陸供應較低端的零部件和完成組裝，再賣到美國。從產品加值的角度來說，通常日本拿走最大比例的利潤，然後是韓國和台灣，再來才是中國大陸。只是因為大陸是最終產品的出口地，大量順差就表現在中美貿易之間。
換句話說，中日韓台是中美貿易共同的受惠者，共享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所導致的順差。如果我們把這些順差的加值結構或利益獲取做個分解，以絕對金額來說，恐怕日本是賺了最多，其次是韓國和台灣，再來才是中國大陸。不過，如果考慮人口數量，談平均每個人所享有的順差額，毫無疑問的，台灣才是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順差最大的受惠者。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裡，從每人平均享有的金額來看，台灣民眾其實是獲益最多的。當美國向大陸施壓的時候，被打擊的不只是中國大陸，還連帶影響日本、韓國和台灣。所以，貿易摩擦不只是發生在美國和大陸之間，還發生在美國和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之間。任何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的減損，如果從平均每人受害的程度來說，台灣可是首當其衝。透過這樣的分析說明，在中美貿易摩擦裡，台灣應該和誰站在同一邊，自然很清楚了。
問題是，今天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可不這麼想，在台獨思維的驅使下，民進黨把大陸視為敵人，把美國當成靠山，自甘成為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的馬前卒。自從2016年5月民進黨政權上台之後，由於蔡英文不肯接受“九二共識”，導致兩岸官方協商中斷，經貿往來的正常化和制度化停滯不前。同時，蔡英文對台灣經濟前景的規劃是推出“新南向政策”，要“擺脫以往過於依賴單一經濟體的現象”。在此種意向下，蔡政府對於兩岸生產要素的流通，特別是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採取了比馬英九時代更為退縮封閉的態度。
在蔡政府對大陸“鎖國”的政策走向下，生產要素在兩岸之間當然無法通暢地交換與組合，許多大陸企業想利用台灣的互補要素，卻無法到台灣落地經營。其結果，就是台灣不僅排拒了大陸企業的資金、技術和人才，也排拒了大陸企業所擁有的供應鏈關係與商業人脈資源。把這種“鎖國”的走向擺在“一帶一路”的大地緣戰略裡觀察，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孤懸在“世界島”東南海角一隅，因為迷失航向，正朝著邊緣化的方向不斷沉淪。
六、結語
無論是從地緣政治學或地緣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中美台關係，都無法改變的先天事實是，台灣和大陸只隔著一道窄窄的台灣海峽，台灣和美國卻隔著浩瀚的太平洋，地理的先天條件要求台灣面對“遠親不如近鄰”的道理，更何況兩岸之間還是同文同種的一家親。在大陸還沒有改革開放之前，兩岸敵意未消的狀況之下，台灣或許有與美國建立同盟關係的必要。但是，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之餘，台灣就應該跳脫兩岸敵對的慣性思維，好好思考本身的定位。
本文作者認為，無論從先天條件（如市場規模、地理區位、語言文化）著眼，或者後天形勢（經濟增長、要素互補、供應鏈組合、產業集聚效應）觀察，位在“世界島”海角一隅的台灣，最佳的產業發展和貿易開拓的方向，就是大膽地前進大陸並將大陸的資源引進島內，透過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路徑，善用中國大陸的動能。台灣如果想要跳脫長期以來“悶經濟”的困境，恢復成長的活力，台灣的領導當局必須接受“九二共識”，恢復兩岸協商談判，消除兩岸生產要素流通不必要的障礙，讓大陸企業的運營網絡能夠落地台灣，促成資源雙向流動，台灣才能有效利用大陸快速成長所帶來的豐沛動能，包括“一帶一路”所蘊藏的龐大機遇。
展望中美之間的消長，一方面，以習近平為核心，中國大陸有著穩定幹練的領導班子，可以團結中國大陸的方方面面，對未來發展做長期性的規劃；另一方面，美國卻是由一個言行經常反復的領導人，挾著右派民粹主義的氣焰，對內撕裂美國社會，對外到處樹敵，各種政策作為都是為了炒短線、爭選票。這樣的基本格局如果持續下去，太平洋兩岸的消長之勢已經可以看出端倪。
同樣的，兩岸之間也呈現著不可逆的消長走勢。如果沒有重大的意外出現，我們將會看到未來10年裡，中國大陸以每年增加1.3個以上台灣的速度，不斷拉開和台灣經濟實力的差距。由中國大陸主導的產品供應鏈將會在國際市場上逐步佔有更大的份額，台灣如果不能及時將本身的比較優勢卡位進這些供應鏈裡，就會在東亞區域生產網絡中日益邊緣化。
綜合以上的分析，有如我們在前言中強調過的，從大形勢的推移看來，特別是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視角切入，台灣獨立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幻夢，兩岸統一只是時間早晚和過程是否平順的問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6月號，總第24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