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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美國主要高超音速武器項目 |
中評社╱題：“大國博弈背景下‘高超音速武器熱’：現狀、動因及挑戰” 作者：金晨禕（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近年來，國際社會出現一股大國領跑、多國參與的“高超音速武器熱”。在大國博弈的背景下，各國對高超音速武器的競逐受到安全和政治因素的雙重驅動。這一新興技術既被視為發展國防力量、維護國家安全、對衝不確定性的軍事利器，也日益成為展示國家實力、提振國際威望、服務地緣政治目標的政治工具。同時，高超音速武器給危機管控和軍備控制帶來了潛在壓力。而美國正以政治操弄扭曲對高超音速武器的理性認知，將給全球戰略穩定造成更大威脅。
縱觀歷史，新興技術曾多次改變國際關係的進程，也因此成為大國博弈的必爭之地。在近年湧現的一批新興技術中，高超音速武器（hypersonic weapon）無疑是一顆耀眼的明星。從世界主要國家對高超音速武器高漲的研發熱情，到戰略學界對其變革潛力的激烈辯論，一股“高超音速武器熱”席捲而來。本文擬介紹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現狀，并結合新興技術影響國際關係的歷史經驗和大國戰略博弈激化的現實背景，分析當前“高超音速武器熱”背後的驅動因素及其帶來的現實挑戰。
一、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現狀
目前所說的高超音速武器，是指飛行速度大於5馬赫且在飛行過程中具備機動能力的武器，主要分為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hypersonic glide vehicle, HGV）和高超音速巡航導彈（hypersonic cruise missile, HCM）兩類。雖然高超音速武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戰時期，但直到21世紀初，美國和俄羅斯才帶頭按下了研發的“加速鍵”。經過20餘年的發展，當前高超音速武器領域呈現大國領跑、多國參與的態勢。
其中，俄羅斯、美國和中國具備獨立研發所需的人才、技術、設施等各方面條件，被視為高超音速武器研發的“第一梯隊”。俄羅斯在起步上稍晚於美國，但現已建立起高超音速武器的海陸空“三位一體”體系，并在實戰部署和使用方面創下多個第一。2019年12月，由洲際彈道導彈搭載的“先鋒”（Avangard）高超音速滑翔導彈正式列裝，開始執行戰鬥執勤任務，俄羅斯由此成為世界上首個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的國家。2022年3月，俄羅斯使用“匕首”（Kinzhal）空射高超音速導彈摧毀烏克蘭西部一處大型地下導彈和航空彈藥庫，這是高超音速武器在實戰中的首次使用。俄羅斯還擁有“鋯石”（Tsirkon）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導彈，主要用於打擊地面和水面目標。三款武器中，“先鋒”與“匕首”已確定是核常兩用導彈。
美國是高超音速武器領域研發時間最長、基礎最好、投入最多的國家，在多軍種、多部門共同參與下，擁有較多的研發項目（見下表）。目前，美國僅研發搭載常規彈頭的高超音速武器。鑒於核彈頭的爆炸威力可以在精度上彌補十倍乃至百倍的差距，美國的選擇對命中精度提出了更高的技術要求。①近年，美國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發多次遇挫。例如，曾被空軍寄予厚望的AGM-183A高超音速導彈（ARRW）在2021年經歷三次測試失敗後，於2023年3月再次試射失敗。美國空軍已決定不在2025財年預算中為其列支經費。2023年，美國陸軍主導的“暗鷹”高超音速導彈（LRHW）兩次在飛行前檢查中發現問題并取消試射，導致其無法按原計劃在當年9月之前實現部署。受這些試驗失敗影響，美國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發進展明顯放緩。
東風-17彈道導彈研製成功，標志著中國在高超音速武器領域走到了前列，相關動向也愈發受到西方的關注。2021年10月，英國《金融時報》稱中國在當年夏天的高超音速武器試驗中，使用部分軌道轟炸系統（fractional orbital bombardment system, FOBS）助推可攜帶核彈頭的HGV，引起一些外國分析人士的猜測和炒作。②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軍方的情報文件稱，中國在2023年2月進行了一次東風-27高超音速導彈試射，導彈在12分鐘內飛行了2100公里，極可能具備突破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能力。③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試圖加入“高超音速武器俱樂部”。亞太正成為高超音速武器研發最活躍的地區。印度除了本土化的“高超音速技術驗證飛行器”（Hypersonic Technology Demonstrator Vehicle, HSTDV）項目外，還與俄羅斯合作研發“布拉莫斯II”（BrahMos II）高超音速巡航導彈，預計在2025-2028年具備初始作戰能力。澳大利亞從2007年起和美國共同開展“高超音速國際飛行研究實驗”（HIFiRE）項目。2020年，美澳宣告在HIFiRE項目的基礎上開展新的“南十字星綜合飛行研究實驗”（SCIFiRE）項目，重點研發吸氣式高超音速飛行器。日本正推進HGV和HCM的研發工作，計劃於2030年前部署高超音速武器。朝鮮自2021年以來多次宣布試射高超音速導彈，韓國也在加速研製“海科”（Hycore）高超音速巡航導彈。
在歐洲，歐盟及其成員國曾啓動數個高超音速技術的研究項目，但總體投入有限，在推動軍事應用方面也并不積極。2023年6月，法國宣布完成V-MAX導彈的首次飛行測試，成為首個掌握高超音速技術的歐洲國家。法國還在推進一項搭載核彈頭的高超音速空射巡航導彈研究計劃。2023年7月，英國國防部宣布啓動“高超音速團隊”（Team Hypersonics）計劃，將投資10億英鎊，聯合工業界和學術界儘快發展高超音速打擊能力。英國制定了購買、合作和研發的“三步走”戰略，即通過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購買HGV，加入現有或新的國際HGV或HCM研發項目，以及獨立開展HCM研發。④可以看出，許多處於“第二梯隊”的國家將國際合作視為獲取高超音速武器的重要途徑，這與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技術難度和高昂成本有密切聯繫。
［表：美國主要高超音速武器項目］
二、“高超音速武器熱”的驅動因素
世界各國重視高超音速武器的背後，是對這一新興技術有形及無形價值的挖掘利用，受到安全和政治因素的雙重驅動。
一方面，作為一種武器裝備，高超音速武器的軍事安全價值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肯定。首先，發展先進武器是提升軍事實力的關鍵手段，也是各國的一種本能追求。在新一輪世界軍事革命中，高超音速武器承載著打造“不可攔截”武器的期待。它極快的飛行速度，給追蹤和攔截帶來巨大的技術挑戰；高速度與高精度的結合，將進一步提高毀傷效能；非彈道的飛行軌跡和較低的飛行高度，意味著受地球曲率限制，陸基和海基雷達存在一定探測盲區；可變的飛行軌跡和打擊目標，使準確評估攻擊情況并儘早實施攔截難上加難。⑤綜合來看，高超音速武器不僅彌補了彈道導彈有速度無機動性、巡航導彈有機動性無速度的“缺憾”，而且高度契合對重點防禦、高價值和時間敏感（time-sensitive）目標的打擊需求，成為獨具優勢的進攻利器。
其次，高超音速武器與國家安全戰略和防務政策的緊密結合，會進一步調動研發積極性。也因如此，高超音速武器被賦予的任務隨著具體需求的變化而變化。美國開始大力推動高超音速技術武器化，是因為小布什政府在發動“反恐戰爭”和對抗“流氓國家”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可以進行遠距離精確快速打擊的常規武器。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愈發感到所謂中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的威脅，強調其必須擁有在衝突開始後對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及監視與偵察（C4ISR）系統和綜合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IAMD）發動快速打擊的能力。具備相應能力且無需進行前沿部署的高超音速武器再次成為理想的選項。⑥對俄羅斯而言，維持對美國的核威懾能力是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首要驅動因素。在美國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後，俄羅斯著重研發可攜帶核彈頭的高超音速武器，希望增強核報復能力，避免俄美“相互確保摧毀”變成美國對俄羅斯的單方面“確保摧毀”。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俄羅斯極為重視高超音速武器的威懾潛力，不僅在戰場上投入使用，還在戰場外多次試驗，頻繁藉其展示自身的實力和決心。
但是，許多國家尚未明確高超音速武器在國防政策中的定位，對它們而言，開展高超音速武器研發存在著對衝未來不確定因素的考量。歷史上，新武器的出現或既有武器的創新應用曾多次產生猝不及防且遠超預期的效果，為其擁有者帶來顯著的戰術乃至戰略優勢。⑦例如，二戰時期，雷達成為英國在不列顛空戰中以弱勝強的關鍵法寶，以航程長、機動性強聞名的零式戰機幫助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保持了近一年的制空權優勢，美國“曼哈頓計劃”的產物原子彈更是直接開啓了新的時代。冷戰時期，蘇聯於1957年成功發射世界上首顆人造衛星，在太空競賽中領先於美國，并且理論上擁有了在一小時內將氫彈投到美國本土的能力。對美國而言，這不僅是巨大的外部安全威脅，而且在國內引發了極大的焦慮和不安。因此，為了避免在變革來臨時束手無策，即便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前景還存在一些爭論，有能力的國家也會抱著防患於未然的心態著手研製。
另一方面，因其“高精尖”的形象，高超音速武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中的一種政治資產。首先，“高超音速武器俱樂部”被視為大國和強國的俱樂部，取得入場券是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證明。從技術角度看，之所以將5馬赫作為飛行器分類的一道標準，是因為在此速度之上將出現一系列複雜而不易克服的物理效應，大幅增加飛行器研發的難度和成本。邁過這一難關後，還將面對防熱材料研製、氣動外形布局設計、特殊環境下的導航與控制等諸多科學和工程問題。⑧能够在反復嘗試摸索中解決這些難題，意味著一國在科技、工業、財政等各方面都擁有不俗的實力。2020年9月，印度自主開展的“高超音速技術驗證飛行器”項目成功進行了一次超燃衝壓發動機技術測試，驗證了多項關鍵技術。印度國防部長辛格表示，這是印度實現自力更生、減少對外國技術依賴道路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印度總理莫迪在社交媒體發文時直言，“當前衹有極少數國家擁有這種能力。”⑨此外，現階段的硬實力之爭意在為將來的軟實力之爭提前布局。衹有先擁有高超音速武器，才可能在未來相關的規則制定中擁有足够的話語權。
其次，隨著科技創新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高超音速武器等新興技術對國際格局演變的指示意味愈發濃厚。部分國家擔心，在高超音速領域落後將有損其國際威望。近年來，美國高級官員頻繁鼓噪中國和俄羅斯在高超音速武器領域領先於美國，并稱美國必須快速迎頭趕上。在這種落後的焦慮感和追趕的緊迫感背後，軍事安全方面的考量并不突出。一方面，從實際部署和使用情況看，高超音速武器離真正成為“游戲規則改變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學者認為，如果考慮到美國在高超音速研究領域的歷史積纍，以及其發展路綫對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國在高超音速武器競爭中落後”的說法有待商榷。⑩另一方面，美國并未處於非高超音速武器不可的境地。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發布的報告指出，在抵消潛在對手的A2/AD能力方面，高超音速導彈和配備機動彈頭的彈道導彈都具有美國國防部所需的速度、精度、射程和生存能力，而獲取和部署高超音速導彈的成本要高出三分之一。⑪美國政府更擔心的是，美國高超音速武器的屢次試驗失敗和中俄取得的顯著進展會形成鮮明的反差，這或將傳遞有損美國“霸權”地位的消極信號，嚴重時可能招致民衆的不滿、在野黨的攻擊，并動搖盟友夥伴追隨美國的決心。因此在美國看來，競爭對手能够做到的，美國也需要做到。
同時，大國以高超音速武器為“棋子”，在地緣政治“棋盤”上合縱連橫的意圖日益明顯。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俄羅斯與印度合作的“布拉莫斯II”高超音速導彈成為兩國防務夥伴關係走向的重要指向標。由俄印合資創立的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負責推動“布拉莫斯II”導彈項目，該公司負責人於2023年2月接受采訪時稱，西方制裁從未也不會破壞俄印防務夥伴關係，公司的正常運營亦不受影響。⑫2023年9月，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訪問俄羅斯，在這次表明朝俄關係戰略重要性的訪問中，俄羅斯向朝方展示了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在內的多種先進武器系統。在拜登政府重塑亞太地區聯盟體系的背景下，2022年4月，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發布聯合聲明，宣布將在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武器等多個新興技術領域開展合作。2023年8月，美日在首腦會晤後宣布，為應對中國、俄羅斯及朝鮮正在研製的高超音速武器帶來的威脅，兩國決定聯合研發用於攔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導彈。可見，圍繞高超音速武器開展的相關合作，正成為大國發展對外關係的重要抓手，還經常被用於釋放雙邊關係“親密”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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