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並不意謂國際化──為了讓不同地區的不同生活方式交流，為了地域性風格的提倡，地域性文化必須回到它原來的形式。藝術作品中的“突破”，及其特定情況下的“真實”，以及一定時間內的“價值”，絕不能經由模仿取得；這些特性一定得基於自根的萌生、自身的經驗及自己的傳統。
台灣藝術縱身“國際化”意謂整體邁入現代化進程，固然歷史使然，而探尋台灣美術中的“本土意識”，也可看作是台灣藝術界在這段“國際化”與“全球化”歷程中的一種“在地”的自覺思想。確實，警覺到它不可劃地自限，“本土意識”需要對應於外來“國際化”的文化刺激，轉化觀念，進而調整並探索它自身的經驗與傳統。
其實，藝術“商品化”或“通俗化”外在現實因素，並非造成藝術家迷失的主因，而是在於藝術家本身的“文化自覺”──意謂對於西方文明思潮衝擊影響下的自我理解與反思。這對當代藝術家判斷“本土化”或“國際化”方向與理路上，如何折衝樽俎，衡量利弊，是攸關得失的重要前提。總之，藝術家本身若是缺乏“文化自覺”意識，只一味堅持“本土化”或“國際化”任何一端最終都只會流於片面與膚淺。
就創作者的角度而言，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界定應是相當模糊的，因為在資訊快速傳達的文化生態，本土的問題也可能是國際的問題，而其區別，則在如何以區域的不同觀點，詮釋一個國際間普遍的現象，或是以一個區域獨特的面貌，呈現人類共有的一角。
揚名國際的張大千（1899－1983）晚期潑墨（彩）山水風格，即傳統筆墨功夫融合現代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特色而奠定藝術高峰。若論之“本土化”或“國際化”成份多寡，兩者渾融一體，跌宕瀟灑，實難分軒輊。
台灣當代類似例子亦不在少數。兩位當代前輩水墨畫家劉國鬆（1932—）、鄭善禧（1932—），被美術史家論述為戰後發展的兩大方向，鄭善禧作為“本土化”代表；劉國鬆作為“國際化”代表。 其實，當代文化訊息傳遞無限擴大，台灣自處其中，兩位前輩本身藝術成就已經涉入“後現代”手法特色，而學者這篇文本證實了台灣當代“本土化”與“國際化”交互進行不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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