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變造的台灣人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台灣人”？答案是肯定的：的確有“台灣人”的概念，但這裡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國族認同”所稱的“台灣人”。所謂“台灣國族認同”不過是借助了“台灣人”的外殼，而篡改了它的靈魂。
“台灣人”觀念的形成與日本殖民統治密切相關。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生活在台灣地區的人群包括三類：福佬、客家和原住民。三個族群並無共同的族群觀念，反而經常為各自的利益發生爭執和械鬥。可見，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地區並沒有所謂“台灣人”的概念，只存在由數個存在於台灣地區的人群。甲午戰爭後，日本殖民當局為方便統治，將在台的人群按殖民前的身份分為本島人和內地人，其中本島人是指原居住於台灣地區的福佬、客家和平埔族（即平地原住民）人，“內地人”是指日本殖民者。“本島人”的概念，使福佬、客家和原住民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名稱。與此同時，台灣知識階層對國族、主權、民族國家等西方思潮的接受和傳播，又為“台灣人”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動力。
以上原因是“台灣人”觀念形成的外因，對“台灣人”觀念的形成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在同日本殖民當局進行長期鬥爭的過程中，台灣人民對自身定位進行了思考，逐漸形成了“台灣人”觀念，福佬、客家和原住民等族群放下彼此之間的爭執，統一於“台灣人”的名號下，第一次在台灣地區形成了民族觀念。由此可見，此時存在台灣人觀念和台灣意識，仍然是中國所屬下的地方觀念和地方意識，“台灣人”的觀念，因而是“中國人”觀念的一部分，它強調的不是與中國大陸的區別，而恰恰是與中國大陸的親緣關係。從此意義而言，“台灣人”毋寧是相對於“日本人”而言的。因此，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人”觀念除了地方意識的一層含義外，還具有民族反抗主義的政治意識。
由此可見，“台灣國族認同”即便不是臆造了台灣人民的歷史，也是歪曲了台灣人民的歷史，它臆造出一個有著“國家”意義的“台灣人”概念，將“台灣人”本來具有的“中國”意義加以變造。對“台灣人”真實含義的澄清，足以動搖“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基石，既然“台灣人”從其根源上而言是一個具有濃厚“中國”意義的概念，那麼，依賴於“台灣人”所構建的一套“台獨建國”理論自然沒有了理論上和事實上的依托。
（四）模糊的“政治反抗文化”
“政治反抗文化”是“台灣國族認同”理論的核心，但作為一個理論的“核心”部分，“政治反抗文化”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含義。從語詞構成上來看，“政治反抗文化”是由“政治”和“反抗文化”所構成的偏正短語，其中“政治”是“反抗文化”的修飾詞。“政治反抗文化”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台灣國族認同”用概念極為寬泛的“政治”，模糊了“反抗文化”的屬性，為自己重述台灣歷史提供了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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