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的“台灣知識”生產與“日台關係”的成立
大陸在與台灣之間的國際承認競爭意味著“解放不成”、“反攻不能”的國際政治前提下國家統一進程的擱置，這導致國家意識形態的外交敘事依賴即要求國際社會的“一個中國”原則堅持，也就當然潛在著大國外交通過“台灣問題”的慢性化把中國分裂長期化乃至疑似固定化的風險；而隨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帶來的“台獨政治”自由化、政黨輪替的常態化和“台獨黨”執政的既成事實化，“和平但不統一”特征的話語對抗關係形成，中國不統一即分裂固定化的風險就開始表面化為現實危機。
所謂中國分裂被固定化，是指在戰後東亞的“舊金山體制”與中日關係正常化的“1972 體制”兼容條件下“台灣”概念被國家化的知識生產、話語建構和價值論證。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過程中，周恩來曾經向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提示聯合聲明草案，包括有關於“台灣問題”的“三項默契”，其中承諾：“台灣解放時”中國將“適當照顧”日本在台灣的利益。但日本政府以拒絕密約之名不接受“三項默契”，要求自主斷交條件下建立日台民間關係，也就等於規避“台灣解放”之說而肯定舊金山議和、日美安保條約確立的日本逃避戰爭責任、美國干涉中國統一之地緣冷戰政治現狀。而在維持戰後東亞政治結構的前下，“中華民國”經過在台灣的民主化而發生事實上的“本土化”，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術體制從“台灣近代史研究會”、“現代台灣研究會”發展到 1998 年成立“日本台灣學會”，學會的首任代表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丈在 1992 年、2001 年、2008 年分別出版了《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灣：變化、躊躇的認同》、《台灣政治：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戰後史》等開拓性論著，填補了戰後日本知識世界的“真空”。若林正丈是日本學術界台灣研究的領袖人物，其知識體系的關鍵詞是確認“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台灣民族主義”，但又從兩岸經濟聯繫、台灣政黨體系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軸”以及中美協調等結構分析論證了“台灣海峽和平”的邏輯性。這種“台灣”概念國家化的知識生產，通過公共論壇的輿論擴大再生產和國民教育塑造了相應的民意結構。在日1997 年的輿論調查中，“把台灣看作獨立國家”的比例為 64.3%，“看作中國一部分”的為 25.4%；而 2004 年的輿論調查，贊成“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主張的比例為 14.7%，贊成陳水扁“一邊一國”主張的為 40.8%。反映到作為民意代表的國會議員層面，2000 年 4月在野的日本民主黨成立了“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自民黨青年部國會議員於2001年5月成立了“日台友好議員聯盟”。近幾年來，日本的外國人登錄證正式記入“台灣”的法律修改實現，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的協議名稱以及外務省正式文的“日台關係”使用也常態化，直至 2017 年交流窗口機關的“日台關係”正名，“日華關係”向“日台關係”的政治轉型已經完成。
三、結語：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政治新思維
自 2016 年台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勝選主政以來，由於一直對大陸所要求承認的“九二共識”拒絕作出肯定性質的回答，兩岸關係已經被“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獨”意識形態對立的闡釋框架固定化，陷入了方向感不明的無解僵局。但事實上，在“國共內戰”休止於台灣海峽而發生未能統一中國的“台灣問題”之後，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外交承認競爭成為非軍事化的內戰形式，這種“一個中國”原則的非軍事化內戰到 1972 年的中美關係解凍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出現了地位翻轉，再經過馬英九國民黨政權時代的“外交休兵”，蔡英文民進黨政權“去中國化”形勢下的“台灣問題”進入了可稱之為“後內戰”的新時代━━“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亞東關係協會”先後改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灣日本交流協會”，作為“日關係”向“日台關係”的政治轉型，象徵著“台灣問題”的“後內戰性”。這也就意味著，“台獨政治”已經開始獲得實質性的外交空間和象徵性的國際地位，“對台施壓”作為傳統的“內戰延長線思維”將不再有效，而有必要整理“台灣問題”的“國際政治解決”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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