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台灣問題”的“國際政治解決”新思維，區別於被動要求國際社會的“一個中國”原則堅持，而是指主動進入大國外交的政治互動。事實上，“台灣問題”之所以形成，是傳統冷戰時期的“向蘇一邊倒”迷信和“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的意識形態誇張導致地緣政治戰略荒廢的失外交後果。主權國家體系的現實政治中不存在目的論的“友好”；兩次世界大戰確立了戰爭違法化的國際政治新秩序，意味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被定義為必須“消滅”或必然“滅亡”的敵人，而是可以談判解決利益衝突和觀念分歧的外交對象。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有待於在反思戰後外交史的知識生產前提下，探討與美國完成簽訂朝鮮戰爭停戰協定後的政治和解、與日本完成處理戰後遺留問題的國際法交涉等處理具體問題的新外交可能性，在實際的大國外交互動過程中鍛煉成長為地區秩序建構的戰略性主體。現代外交是交涉、處理國際關係問題的政治行動，擱置問題而尋求共同利益或者為回避問題而設置與解決問題無關的利益關係議程，其實意味著外交的不在或者喪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