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憲法”都特別規定了教育預算的最低比例，做不到也罷，起碼揭示了民主共和體制所不能忽視的固有文化期盼。東亞各個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地區，縱使彼此政治觀點互不相讓，歷史際遇南轅北轍，黨派作風各有千秋，但重視教育可一之。教育既是百年樹人的志業，“教育部長”豈可能一隻眼睛盯著地方政治交換中的龐大資源，垂涎三尺，躍躍欲試，而能不影響為“國家”的百年大計籌謀擘劃？君不見，之前有“考試院”經姚嘉文、關中等政治色彩鮮豔的黨工歷任院長後，早已失其中立形象。
在大陸，與學術教育關係密切的黨中央領導並非沒有，例如李鐵映職司教育，又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過去就躋身黨中央領導階層。不過，中共是以黨領政的體制，李鐵映自始在黨內有其角色，並無所謂利用教育資源支持政黨利益的疑慮。真正曾斲傷教育文化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陰影。其中，大批教師下放勞改搞政治，其邏輯不就形同吳清基被迫參加地方市長選舉嗎？
“教育部長”的角色與氣質因其直接服務的對象以及工作的性質，而與民選地方政府首腦所需截然不同。如果吳清基轉換軌道沒有困難，想必改由被國民黨中央強迫退選新北市長選舉的現任台北縣長周錫瑋來擔任“教育部長”也無不可。假如周錫瑋斷不可轉任“教育部長”，吳清基縱橫於政壇與杏壇之間，不論是否天縱英明，又如何可以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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