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前的國際政治規範裡，軍備競賽是強國之間的常態，因此正常國家必須是戰備國家，以能獨自應付國家安全危機。戰後新右翼承繼戰前的國家意識，因此致力於恢復戰備，在國內便以推翻和平憲法為職志。然而，二戰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陰影揮之不去，日人痛定思痛之餘，篤信永久和平的社會力量非常深厚，使得正常國家的努力受到極大牽制。因而日本應與中國友好，也理所當然。
如今風雲際會，一逢中國崛起，二逢國內對華觀感急轉直下，自然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右翼政治領導人乃藉機刻意在釣魚島升高危機。其中，激進如石原慎太郎者，已是耳熟能詳，安倍則在親美與右翼兩種態度之間協調。他們求戰意志容或有別，但都擺出求戰的姿態卻非常明顯，並且挑動中國民族主義的意圖更是昭然若揭。常人以為不可置信，難道真是要與中國決裂？殊不知，他們內心對正常化的渴求居高臨下，因此樂觀解讀事件發展在所難免。
何況，就算釣魚台之爭最後不如人意，結果未必不好。對較為激進者而言，不但要升高衝突，更要到有衝突而且華府不願捲入的程度，如此與中國放手一搏，解放衝向正常國家的意志。假如華府極度壓制東京，到了東京因為各種因素必須妥協的地步，豈不是同樣說明國家不正常所遭致的苦果？利用這樣的苦果，才能徹底壓制反對修改和平憲法的勢力，然後便能從事先進戰備，推動國家正常化，進而擺脫對美國的依附。
對抗中國以促成日本正常化的此一途徑，與戰前以征服中國來作為建立大東亞的途徑，或更早以瓜分中國來作為加入歐洲的途徑，看似方法不同，然而在認識論與實踐論上的無比單調，卻是顯而易見的──日本總是藉由中國在主張自己。如果瓜分中國的動機是脫亞，征服中國的動機是大東亞，對抗中國的動機裡不存在亞洲。從主權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進步；從亞洲的角度看，這是退步；“非亞洲”的可能性澎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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