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層次，中國的國家形象。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國際上的國家形象總體上是正面的。我們的國家形象經歷過兩次重大變化，第一次是1840年至1950年的110年，中國的國家形象就是要“站起來”。從一個東亞病夫變成一個東亞健康國家。這種“站起來”的標誌是1950年至1953年朝鮮戰爭，這是中國1840年以來首次以自己的軍事力量成功對抗西方強權。第二次是1979年到現在的33年，中國的國家形象就是要“富起來”。改革開放之後，商品社會帶來的“商品拜物教”以及由此引進宣揚的一系列西方價值觀念，對我們的國家形象產生了負面影響和衝擊，出現了道德倫理秩序裂解，出現了唯利是圖、造假、不誠信等社會現象和問題。近年來，中國的國家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觀，未來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國民素質。中華民族的國民素質或者民族性的再造，必須把古代和現代、東方和西方的價值觀念結合起來，把中華五千年文明精神、文化價值傳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我們現在全人類社會通行的普世價值結合起來，給世界一種現代的、向上的、純正、典雅的中華文化。未來中國的國家形象應該具有三方面特徵：首先是“非攻”。我們不以強權和武力稱霸，不以強權和武力解決世界問題。其次是“共榮”。在東亞以文化共存、文化交流，與其他國家共存共榮，在世界上弘揚公平、公正理念。三是“秉道”。秉持中國自己的價值觀念，運用五千年文明，形成中國國家形象中的完整價值觀並向世界展示，以體現中國作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在當今世界承擔的責任。
第三個層次，中華文明的形象。這與中華民族的形象、中國新的國家形象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表現得更宏大、更寬泛，是五千年中國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影響東亞與世界的文化系統，是一個大的文化共存和思考。中華文明的形象不僅包括在960萬平方公里中國土地上塑造的形象，還包括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影響、帶動和發展。如果中華文明的形象不在產生文明的核心地域——中國土地上繼續強化，就將面臨周邊那些曾經受中華民族文化和中華文明影響的民族，與我們爭奪中華文明的發明權和主導權。比如，韓國與我們爭“端午節”、“漢字創造”、“中醫中藥”的發源權，甚至涉及歷史的解釋和當今的地緣政治中的版圖領土問題。大家可以想想，中華文化傳統是我們保持的多一些，還是日本韓國保持的多一些，這方面值得思考。在弘揚本民族本國家文化上我們做得比較欠缺，西方國家則相對做得比較好。美國的漢堡包、可口可樂、好萊塢大片、美國大兵的軍事基地、美元等，閉著眼睛，都能想出這些美國的“文化符號”。中華文明的形象在當今世界卻很難給世界各國人們具體的“文化符號”表徵。
兩岸文化同屬中華文化，兩岸同胞同為炎黃子孫，兩岸人民同是中華文化繼承者。在促進兩岸交流、推動兩岸合作、破解兩岸問題、密切兩岸感情等方面，中華文化應當而且能起到重要作用。從五千年優秀中華文化中汲取智慧，用中華文化破解兩岸存在的矛盾和難題，這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也是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第一，中華文化是維繫兩岸情感的紐帶。政治關係可以割裂，民族情感卻難以割斷。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兩岸進入軍事對峙和人為隔離狀態。但30多年的政治隔絕並沒有阻斷兩岸的民間聯繫，一旦兩岸關係走向開放交流，兩岸共同的認同迅即恢復。內在原因就是兩岸同文同種、同根同源，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具有極強的穩定性，不會因一時一地的變化而變化。滋養兩岸民眾的五千年薪火相傳的中華文明有一整套“自省內求”的精神價值體系，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有著根本性的區別，講求仁、自然和諧、社會的尊嚴，還有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等等。今天這些仍然在兩岸社會中得以延續，家族關係的延續、教育的延續、倫理道德的延續、民俗風情的延續、人文日用的延續以及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都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文化是聯結海峽兩岸和海內外中國人的精神橋樑和紐帶，無論兩岸關係如何演變，兩岸民眾的中國認同、民族認同始終難以改變。
第二，中華文化是折沖兩岸政治分歧的緩衝。在時空背景轉換的情況下，文化交流首先作為兩岸關係的橋樑和紐帶，成為促使台灣當局開放兩岸交流的推進力量。正是因為文化的歷史性、柔和性、包容性，往往可以起到緩壓、對沖作用。當年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以“兩會”的方式、“白手套”的方式、半官方的方式實現了兩岸關係的重大轉折，形成了歷史性的“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向前發展有了機制保證，這在今天兩岸一直還受用。所以說，中華文化將成為超越兩岸政治之爭尤其是意識形態之爭、制度之爭的共同文化遺產和重要共識，以文化交流發端、靠文化共識溝通，正成為兩岸同胞在政治領域合作的重要共識，未來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可以參考和借鑒這種模式。
第三，中華文化是解決兩岸爭議的鑰匙。目前兩岸最大爭議實際上是三個：一是“中華民國”是否代表全中國；二是海峽統一由誰來主導；三是統一之前雙方談判定位。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蘊含著促進兩岸關係發展、解決台灣問題的豐富智慧。比如關於“國家”與“政府”。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沒有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也就是說，當時成立的只是一個政府。因為中國五千年是綿延不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歷朝歷代只是一個“政府”。這就涉及從文化上理解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比如關於“統一”與“一統”。統一是“主權”的統一，是一種政治形態，統一與一統形成一個雙方協調之下的政治方向的重組。中華文化有“正統”與“偏而不正之統”即“閏統”之分。兩岸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員，內戰造成兩岸分治，兩岸目前處於治權分立狀況，也就是說兩岸沒有統“獨”問題，只有“正統”與“閏統”之分。比如關於“主權”與“治權”。在中華文化中，“主權”等於“所有權”，“治權”等於“管理權”。如果我們認為自己還是炎黃子孫，也願意以中華文化作為文化主體，那麼我們就都擁有“中國”的所有權，同樣的，我們也是屬於“中國”所有。目前兩岸的分治只是“管理權”的範圍不同。正因為中華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這給我們解決兩岸問題、促進民族復興，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思考。
在鞏固和平發展基礎上推動和平統一進程
當前，兩岸關係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徵，就是和平發展的主題進一步凸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能不面對兩岸的最終統一問題。這是基於歷史、兼顧現實和展望未來發展，兩岸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要以和平統一為前提和基礎，沒有指向統一的和平發展不長久也不穩定；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能不講統一，和平統一是和平發展的目標和方向，不講統一就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就是回避統一，回避統一就是變相分裂，變相分裂等於“台獨”。失去了這一目標和方向，就會縱容兩岸“和平分立”，會縱容台灣“和平獨立”。
第一，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需要創新思維。兩岸關係存續6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政治意識形態對立、軍事對峙、外交對抗和統“獨”對決解決不了問題，只會讓兩岸關係更加動盪，兩岸人民利益受到損害；回避拖延也解決不了問題，只會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沿著這樣一個思路，兩岸解決問題的思維應是客觀面對與合作，解決方式是協商與談判，結果是互惠雙贏。當然，協商談判是協商談判統一，而不是協商談判維持現狀。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馬英九主席提出要“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贏”。什麼是“雙贏”，就是兩岸關係發展趨勢不可逆轉的統一，這是真正的雙贏。在邁向統一的方式上，雙方都主張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在此思維模式下，兩岸關係60多年所累積的“謀和平、謀發展”的巨大能量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迅速爆發，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兩岸在這樣一個胸襟和氣魄之下，再去看待兩岸問題時，就會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也更能擺脫現實的羈絆和僵硬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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