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為台灣近幾年來不斷的在瘋賞櫻，而且日本人也常以贈櫻象徵雙方的友誼，這種把“國花”當成友誼象徵的作法，也展現日本人善於使用櫻花當成“軟實力”，在不斷贈櫻、種櫻的宣傳下，使得台灣人間接的相信日本人是友善的、親和的民族，而忘了日本人其實是一個充滿“菊花與劍”的矛盾民族。
“菊花與劍”是美國戰爭情報局為了便於管理二次大戰以後的日本，而委託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所寫成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一書。
在“菊花與劍”的書中，潘乃德認為日本民族最大的特色是它具有雙重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忠、孝、義、理”等倫理規范是大和民族的原動力，但僅止於大和民族自己從它的本位主義去解讀這些倫理規范。潘乃德分析日本的國民性格很扼要的說是“有羞恥感，卻沒有罪惡感”。
所以，不管日本人竄改侵略中國的教科書內容，或是處理慰安婦問題的拖拖拉拉，日本人絕對不會承認他們做錯了什麼。即使為了釣魚台主權的爭端，中國大陸雖然多次派出漁政船與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艦對峙，日本還是說不讓就是不讓。
台灣綠營的日本性格
日本民族這種“菊花與劍”的性格，在日治時期由於“皇民化”的關係，早已把這些屬性融入台灣人的性格中，這種性格在綠營特別看得清楚。所以台灣的藍綠之爭，與其說是統獨之爭，還不如說是日本性格與中國性格之爭。
日本性格融入綠營裡面，他呈現“柔軟與剛硬”並濟的雙重性格，“柔軟”的部分，可以看到民進黨並不會以武裝力量推翻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即使經過政黨輪替，民進黨除了繼續採取遊行和議會兩種抗爭方式之外，並不會去採用毀滅式的恐怖主義行為來對抗國民黨，這也是能夠維持台灣民主正常運作的根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