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與參與是相關的，沒有參與就沒有認同。在北京的“一國兩制”設計，是為統一而統一，本身缺少統一前相互參與的機制設計，大陸所提出的“共同參與”，都是統一後的參與。但是對於台灣而言，如果統一後已經沒有主權，共同參與的決定權將掌握在北京的手上，台北為何要放棄現有的完整治權及國際參與權。如果北京認為統一後台灣的涉外權與軍事權都可以不變，台北會問，既然不變，為何要統一？如果北京說，台灣可以享受更高的涉外權與軍事權，台灣會問，如果統一後已經沒有了主權，北京的承諾能夠相信多少，多深？因此，問題的解決不應該是放在統一後，而是在和平發展期，也就是統一前，兩岸就應該對這些問題形成解決的共識與實踐。
兩岸的統一路徑，不應該只是為了完成法人認同或僅強調制度認同的重要，而應該同時從法人認同、制度認同、文化民族認同三個面向著手，走一條更好的道路。
在法人認同方面，兩岸無法平行的相互認同，但是可以先確定彼此不要分離的認同。在法人認同方面，兩岸必須有“整個中國”的概念，這也符合兩岸的憲法。“整個中國”既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兩者加起來的中國，其主權、領土，均是兩岸現有主權及領土之合，屬於兩岸全體人民，由兩岸人民所共有及共享。
兩岸必須了解，中國這個國家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等於中國，他們都只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朝代而已，用現代的語彙來說，兩岸分別為“中國”內的兩個政府，他們彼此在爭的是中國的對外代表權與對外正當性而已。
從現代的國際法來看，對於“整個中國”而言，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能算是完整的國際法人，就中國的角度來看，兩岸的主權關係不應是“1與0”的關係，他們只是政府，在爭的是“誰代表中國”，而非“誰是中國”，如果“整個中國”的主權是“1”，那麼兩岸的主權分別是“1”裡面的“St”（St指在台灣的主權sovereignty on Taiwan）及“Sm”（Sm指在大陸的主權Sovereignty on Mainland）。基於在法律意涵上，主權是沒有“大小”之分，因此在討論兩岸主權關係時，不需要去區別X與Y的所佔比率，而只要確定“St+Sm=1”即可。
我主張在和平發展期，在主權方面，兩岸應該共同宣示“反對分離”。當兩岸均接受為整個中國的一部分，保證不分裂整個中國時，“整個中國”就成為兩岸的共同認同。
在治權方面，也就是在制度認同方面，在兩岸互動過程中，其實兩岸均可以尊重對方的憲政治權，不宜輕率地要求對方採行自己的制度，而是創造一個機制，這個機制內的制度經由雙方同意的方式建立。例如，如果兩岸願意成立一個“食品安全共同體”、“農業共同體”、“海洋共同體”等等，或者兩岸願意在國際組織中，除了兩岸均為現有成員外，願意再成立一個由兩岸組成的機構參與（即“兩岸三席”），在這些共同體或共同的組織內，它的治理方式則可以由兩岸來共同制定。這種各自保留自己的制度，但是又創造共同制度的方式，可保留自己的制度、價值認同外，又可創造新的共同制度與價值認同。這種制度與價值的認同，不是“誰說服誰”或“誰接受誰”，而是透過共同參與，共同創造新的制度與價值認同。以上這個相互尊重與包容的過程，我以“接受分治”、“推動統合”來界定。
北京必須了解，為何現在台灣民眾對於“我是中國人”的認同逐漸減少，這是因為北京獨佔了中國的主權或話語權，因而台灣越來越不願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一個方程式供北京思考：“台灣人x中華民國政府（或兩岸共同體）＝中國人”，即北京要能夠接受中華民國政府或兩岸成立共同體，台灣人才容易增加對中國人的認同。在我來看，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治權關係不應該是個兩個毫不相關的“1與1”，而是“1+1=3”的關係。
最後是文化民族認同。由上述民意調查可知，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地影響到未來的兩岸關係。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兩岸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努力建構對同為炎黃子孫的民族及中華文化的認同，包括應該推動“文字趨同化”、兩岸共同使用相同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國文課本選材有半數以上相同，尋求建立兩岸為共同命運體的共同史觀，兩岸對於當代的歷史，例如抗戰史，均也應建立正確的史實與史觀。另外，在身分認同上，也可以尋求發行“中華卡”，鼓勵使用“中華旗”做為兩岸共同法人的投射圖騰。
和平發展期應努力的方向：心靈契合、價值融合、制度統合。
台灣民眾很了解大陸對於統一的決心與期盼，但是大陸朋友也應該了解到兩岸的問題需要時間與智慧來解決，除非使用武力，如果要堅持“和平統一”，那就需要智慧與耐心。台灣與大陸分屬不同的政府從1895年迄今已有一百餘年，中間只有四年同屬一個中央政府，兩岸自1949年分治已有65年，時間的長久分隔，使得彼此在生活方式價值上都有了不少的差異。要解決兩岸問題，要使兩岸走向統一，必須完成“心靈契合、價值融合、制度統合”三個面向，缺一不可。
“心靈契合”是感覺問題，“價值融合”是生活方式問題，“制度統合”是制度設計問題。兩岸目前的交流已經頻繁，心靈與價值都可以透過交流的過程相互認識與體會，但是如果沒有制度統合的設計，兩岸仍然是只有交流而沒有融合的結構。“1+1=3”是兩岸在和平發展期應有的治權關係與設計。“3”是兩岸的共同治理，其本身就是一個共同締造未來中國可能結構的一個過程。
如果兩岸願意共同接受現狀，那麼雙方應該接受“反對分離”、“接受分治”，在這個基礎上，兩岸共同“推動統合”，讓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治權關係是“1+1=3”。“1+1=3”應該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方程式。這個第三個治權，其實就是那個主權“1”的另一個法相。當“3”的功能範圍越廣化與深化，兩岸的共同締造也就可以完成，兩岸自然可以開始“共議統一”。
作為兩岸關係的研究學者，我還是很期盼北京可以提出和平發展期兩岸應有的政治定位主張，包括主權與治權的關係為何？而不僅是以“統一後”的“一國兩制”做為所有論述的框架。同樣的，我也很希望台北方面能夠提出積極與前瞻性的兩岸關係論述，而不是以“民主憲政”做為兩岸關係融合的擋箭牌。對於和平發展期的兩岸政治定位，我提出了“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也認為兩岸和平發展期治權關係的方程式是“1+1=3”。或許目前的兩岸政治氣氛會從“立秋”走向“立冬”，但是期待兩岸學者可以嘗試送給兩岸一些陽光，讓兩岸關係能夠早日再“立春”，再春暖花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1月號，總第20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