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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談判可從細微處入手，“金門協議”值得借鑒。 |
（三）台灣的安全顧慮問題
兩岸關係再和緩，只要沒有統一，站在台灣的立場，就會認為以下三點是自然而合理的：（1）要求大陸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撤除針對台灣的導彈部署；（2）台灣要延續向美國乃至其他國家的軍購；（3）台灣要求加入以美國為首的東北亞或東南亞的集體安全體系。
在兩岸關係改善的前提下，估計大陸會對上述幾種訴求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有的可讓步、有的可表態反對但不採取行動，有的則仍然要堅決抵制。大陸方面認為，如果雙方能談判建構軍事互信機制的問題，台灣方面的某些要求如撤除導彈問題可望同軍事互信機制的問題連帶解決。但屆時應當是雙方都對軍事部署有所調整，而非大陸單方面改變。而台灣方面目前則主張大陸應當無條件先行撤除導彈，這等於為兩岸政治談判設置了新的前提，其實是更增加了解決台灣方面安全關切的難度。
（四）兩岸的政治差距問題
台灣的反對黨和“人權”人士可能要求將大陸民主化的問題、法輪功的問題和西藏問題等列入兩岸政治談判的討論範圍，而北京則絕對不會同意。馬英九當然明白不可能也沒必要同大陸談這些議題，但他在島內起碼要做出一個“維護普世價值”的姿態，這決定了他需要在此類問題上找尋既表達其反對立場又不過度刺激北京的平衡點。同時，馬在進入政治議題談判之前，還必須考慮如何通過“立法院”審批和“人民公投”這兩關的問題。這些都勢必增加台灣方面進入政治談判的成本。
就“阻力”而言，也有四股力量絆住了馬當局的“馬腿”：
（1）民進黨的抵制。相對於國民黨而言，民進黨在島內政治格局中的優勢在於：A，在“話語權”方面，民進黨的論述比國民黨更容易被台灣多數民眾認同。此中關鍵是民主化之後，民主成為台灣的普世價值，而“民主”的“民”，只能以台灣住民為基數而不能把大陸人口算進去，這就助成了民進黨關於“台灣2300萬人民是生命共同體”、“台灣人民擁有主權”的言論市場，相對壓縮了“一個中國”的空間，從而迫使馬英九乃至其後任何國民黨領導人都必須把“一中”論述與“台灣”（人民、版圖）掛。但無論馬英九如何完善其論述，在島內特殊的環境中都會顯得不如民進黨的論述嚴密。
B，大陸在否定“中華民國”和對台保持軍事壓力等重大問題上與台灣有結構性的對抗關係，這決定了“以大陸為敵”在台灣具有相當大的正當性，反之“與大陸和解”倒成為一件很有風險的事情。馬英九選擇了後者，但他又改變不了兩岸結構性敵對的性質，這就註定了民進黨去扮演監督者和“考官”的角色，而馬相應地去扮演解釋者和“考生”的角色。但馬無論講多少遍“以台灣優先”，在很多台灣人看來，馬對於台灣的忠誠仍不如民進黨。
C，過去民進黨在清廉方面的社會評價長期超過國民黨，陳水扁案嚴重傷害了民進黨在這方面的光環，但隨著國民黨重新執政而民進黨漸漸走出陳水扁的陰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念過去那個“清廉的民進黨”。
D，由於民進黨沒有國民黨那麼多的歷史包袱，年青人在民進黨內的“出頭”機會要高於國民黨。
（2）美國、日本的牽制。美國是我解決台灣問題最大的外部阻力。美國目前對兩岸關係的改善表示歡迎，但對兩岸進入政治性、安全性的議題非常敏感，實際是要求台灣方面採取任何與大陸的和解行動都必須經美國同意，否則不許台灣方面越雷池一步。前不久美方智庫人士對台灣退役將領頻繁到大陸交流表示擔憂，就是對台灣施壓的具體表現之一。在南海問題和中日釣魚島爭端激化的背景下，美國向台灣明確表示兩岸關係的改善不應針對第三方，更是直接給台灣劃出了底線，不許兩岸聯手共保南海和釣魚島的中國主權。
（3）國民黨內“本土派”的壓力。現在的國民黨已經不是當年的國民黨，“本土派”在黨內佔據優勢，他們對統一沒有任何使命感，甚至在心底是抵制的，他們最大的心聲就是“台灣優先”，對兩岸關係的戰略策略，他們與民進黨內的“務實派”其實差別不大。
（4）台灣的主流民意。民意仍然在朝“台灣現行管治疆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2300萬人是主權實體”的方向移動，這使馬的任何對“主權”模糊化的處理都可能被置於“主流民意”的對立面！而馬為遷就民意而不斷強調“主權”，其實就違背了他“尋求模糊方式”的初衷，反倒增加了兩岸達成政治妥協的難度。
上述四個結構性的難題，六十年都沒能解決，而四股阻力交織在一起，對馬而言簡直是排山倒海的壓力。馬英九即使能連任，也只能幹八年，在這樣短的時間，要克服以上諸種不利因素談何容易？所以，我們實不該苛責馬英九的“裹足不前”。從最近的趨勢來看，馬英九可能還要再往後退，即對“一中原則”的堅持更含糊，對進入政治性談判更拖延。這種趨勢似乎與兩岸關係的迅速改善呈反比，但實際上仍是有關各方博弈的力量對比的結果，並不奇怪。
兩岸政治談判應堅持的原則與路徑
對待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有三種態度：一種是“順其自然”，其實則是過多強調政治談判的難度，盡力拖延進入政治談判；另一種是“揠苗助長”，即認為政治議題的談判越早越好。然而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如果過快進入政治議題，可能使雙方的矛盾過於凸顯，非但簽不成協議，反而變成爭吵和相互指責，結果是沖淡甚至傷害兩岸和平發展的和解與善意互動的氛圍。個人以為第三種比較妥當，既不是消極的等待和拖延也不是人為地揠苗助長，而是積極創造條件，為兩岸政治談判做準備，為此應注意以下幾點：
（1）“先經後政”的順序仍然應當堅持。我們不能認為有了ECFA就意味著經貿交流議題將退入後台，下一步就是政治接觸。兩岸經貿交流仍有大量工作要做，ECFA只是很粗的框架性協定，需要不斷細化。已有的經貿交流形式和管道也須不斷強化和調整；近兩年來大陸的對台措施距離讓台灣的多數人滿意，還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同時，我們也需要更關注兩岸人民福祉的提升和兩岸人民感情的交融，畢竟這些才是和平發展乃至和平統一的根本憑藉，而不斷推動兩岸的經貿交流和兩岸民間往來更上層樓，使之機制化、細緻化，正是達致兩岸不斷強化共同利益紐帶和不斷增進理解及感情的不二法門。其實經濟和政治是不能斷然分開的，在推動經濟合作的同時也在增進政治互信，這本身就是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
（2）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為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面對未來的兩岸關係，我們在認知上必須做好這樣的心理預期，即我們將遇到更多結構性障礙和現實壓力的“反作用”，雙方可能都不得不做出一些令對方不那麼滿意的事情。7月，吳伯雄榮譽主席在會見胡錦濤主席時，向胡主席轉達了馬英九的十六字箴言即“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贏”(注7)，堅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就是“正視現實”的選擇或曰具體體現，但“正視現實”應與“累積互信”同步進展。“累積”意味著首先是“保持”，然後還要“添加”，保持和添加甚麼？－－互信！互信甚麼？最關鍵的就是雙方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的政治互信。假設沒有這樣的政治互信或任由原有的互信不是逐步加強反倒是日漸衰落，那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就可能演變成最後的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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