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亞太戰略調整對
兩岸關係沒有重要影響
1949年以來的歷史表明，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需求，以及插手、干涉可能的戰略空間，共同決定了兩岸關係中美國因素影響的內涵和強度。歷史同時還表明，美國的亞太戰略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中美關係，是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戰略需求的最重要決定因素；美國的戰略能力以及兩岸關係，則是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可能的戰略空間的最重要決定因素。所以，六十多年來，隨上述因素的變化，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也不斷有所變化。三年多以來的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調整，當然會對兩岸關係有所影響。但由於中美關係、美國戰略能力和兩岸關係等因素的制約，也由於這一戰略調整本身的特點，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的調整並沒有對兩岸關係形成重要影響。
從1949年開始，美國的戰略需求就是其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內涵和強度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其他因素，例如很多人關注的意識形態、社會政治制度等，實際只有次要的影響，中美關係正常化等重大事件的發生及它們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就一再證明了這一點。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需求，實際就是美國以台灣和台灣問題作為戰略籌碼，處理中美關係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事實上這種戰略需求主要表現為，美國防範、遏制中國的戰略需求。歷史事實已多次顯示，美國的亞太戰略和與之密切相關的中美關係，決定了美國的這一戰略需求。過去三年多當中，美國沒有停止插手、干涉台灣問題，重要的動作包括：堅持對台軍售；對兩岸軍事安全關係的可能發展指手畫腳，等等。但是這些動作的強度和涉及範圍，沒有超過多年以來的水準。其中，對台軍售的時機和種類的確定，甚至出現微妙調整，表現了奧巴馬政府既堅持對台軍售，又試圖控制其對中美關係衝擊的矛盾心態。此外，三年多以來，美國國內出現的“棄台論”，鼓吹者由最初的主要是名不見經傳的人士，發展到美軍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甚至布熱津斯基這些重要人士。儘管美國官方一再強調“棄台論”不是主流意見，美國決不會“放棄”台灣，但六十多年來第一次出現“棄台論”，也反映了美國國內已經出現了，對於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價值、戰略需求的質疑。導致上述事實出現的主要原因是，如前所述，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調整，從目標到主要措施，雖然都有明顯針對中國的意圖，但關鍵在於不是與中國對抗，而是要“借重與牽制”中國。所以，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調整，沒有也不會增強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需求。
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空間，就是美國插手、干涉的可能性，以及插手、干涉的切入點和切入後進一步擴大影響的可能性。六十多年的歷史事實已經表明，美國的實力和兩岸關係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在深層次上，美國對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需求，當然也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影響。總體上看，美國實力減弱和插手、干涉台灣問題戰略需求下降，特別是兩岸關係改善，都開始減少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空間。三年多以來的事實表明，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調整，雖然未必明顯減少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戰略空間，但卻可以肯定至少沒有擴大這一戰略空間。三年多以來，美國除堅持對台軍售，以及在美台軍事關係的其他方面有所動作外，其他動作都不明顯。顯然，美國實力的下降和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戰略需求的減少，是直接的原因。但最重要原因，是三年多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進展，導致了插手、干涉切入點的明顯減少。
2012年1月5日，奧巴馬政府高調推出了，美國國防部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21世紀防務優先秩序》報告，明確宣佈將保持和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這標誌著，作為奧巴馬政府亞太戰略調整重要內容的新軍事戰略基本成型。1949年以來，美台軍事關係一直是美國插手、干涉台灣問題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是兩岸關係中最敏感問題之一。奧巴馬政府的新軍事戰略對美台軍事關係的影響，以及進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受到人們的關注。進行深入分析可以認定，奧巴馬政府的新軍事戰略不會對美台軍事關係產生明顯影響，不會對兩岸關係形成重大衝擊。這一新軍事戰略的實質是，通過調整美軍在全球、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部署，在“空海一體戰”等新概念支撐下，充分發揮美國的軍事實力優勢，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所以，這一新軍事戰略明顯地對中國有所牽制，但並不是與中國對抗，更不是準備發動對中國的戰爭。這決定了，美台軍事關係不會因推行新軍事戰略而有明顯變化，作為美台軍事關係主要內容的美國對台軍售，以及美台軍事合作，都將基本保持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狀況和水準，因而不會嚴重衝擊兩岸關係。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及其對兩岸關係影響的前景
實際上，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亞太戰略一直在進行調整。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調整基本成型，只是整個調整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結果。2012年11月的總統選舉，如果共和黨的羅姆尼獲勝，美國亞太戰略的進一步調整勢將有重大改變。雖然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基本目標將繼續堅持，但是否堅持將亞太地區置於美國全球戰略的首要地位，以及亞太戰略調整的基本措施，都完全可能有重大變化。即使奧巴馬連任，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其亞太戰略調整能否按現有思路、方式繼續堅持，已經開始出現了不可忽視的不確定性。已經表現出來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亞太地區多個國家，包括大多數東盟國家、南太平洋國家、印度、蒙古，甚至澳大利亞，對於美國保持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意圖和動作，都有不同程度的疑慮和保留，奧巴馬政府相關政策的推行並不順利；亞太地區新問題、新事件頻頻發生，雖然這些問題、事件只有一部分，是由於美國插手而引發，但所有這些問題、事件能否解決，卻都關係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而奧巴馬政府已難以應對，顯露出明顯的力不從心狀態，例如，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國日本與韓俄中的領土主權歸屬爭端的激化，使美國陷入的嚴重困境；在更大範圍中，伊朗問題、敘利亞問題，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新的以阿衝突問題正日趨緊張，一旦局勢嚴重惡化，奧巴馬政府恐難以堅持繼續把亞太地區置於全球戰略中的首要地位。此外，“海空一體戰”等新概念，由於技術和實際效果已被發現存在明顯缺陷，其支撐作用的不確定性日益受到關注。總之，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調整雖已基本成型，但其前景並不確定。從根本上說，這正是美國無法擺脫的力不從心的困境，即美國過大的戰略企圖與有限的戰略能力之間存在難以消除的重大差距的結果和表現。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前景的不確定，直接導致了其對兩岸關係影響前景的不確定。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無論作為兩岸關係最重要對外部影響因素，美國相關戰略和政策如何調整變化，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的影響將持續下降，並且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的影響也相應地持續下降。這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不斷強大、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鞏固和深化的必然結果。兩岸關係的決定性因素從來只是兩岸本身，美國因素從來只是外部影響因素，其干擾作用不可低估，但絕不會有決定性影響。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1月號，總第17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