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明顯緩解的同時，台灣的“外交”出現了更主動、積極的動向。2012年8月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倡議”、提出推行“小國外交”、爭取加入更多國際組織等等。現在，台灣人士越來越多地強調台灣的“國際參與”問題，而傳統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卻日益較少提及。這反映了台灣“外交”指導思想的變化。從字面看，“國際參與”是過程，而“國際空間”是結果，二者似乎只是側重不同，但實際上，二者內涵完全不同。台灣人士強調“國際參與”，其實強調的是台灣積極爭取參與更多國際事務，同時也希望以此爭取國際同情和島內支持。馬英九當局積極、主動的“外交”努力，到目前還沒有突破一個中國的框架，例如，沒有恢復已停止五年的爭取“參與聯合國”等，所以，大陸方面沒有對這些“外交”活動明顯反制。其實，馬英九當局推行更積極、主動的“外交”，在馬英九20111年爭取連任時，就已有明確表述，其競選綱領“黃金十年”的“外交”部分，就把“擴大參與”作為第一條“施政主軸”。可以說，在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明顯改善後，馬英九當局必然會推進更積極、主動的“外交”，這是馬英九堅持“中華民國是獨立主權國家”的立場，以及維護“台灣安全”、擴大“台灣國際影響”等理念決定的。如何處理台灣推進積極、主動的“外交”，對兩岸都是重要的考驗。對於兩岸的共同考驗是，如何保持兩岸和平發展進程，不因台灣積極、主動的“外交”嚴重受損；其中，對台灣方面，則是如何在擴大“國際參與”中，不突破一個中國框架；對大陸方面，則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台灣的“國際參與”。這實際上是，在兩岸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後，在兩岸關係既明顯改善，而最基本的問題又未能解決的形勢下，傳統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新的表現。
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歷來與中國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總體上看，國際環境對中國有利，則台灣的國際處境相對不利，反之亦然。但是，近年來中國的國際環境出現了明顯的複雜化。中國GDP總量鞏固地居世界第二位後，在中國國際影響和作用持續增強的同時，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防範也有所加強。顯然，中國的國際環境變化既不是簡單的更加有利，也不是簡單的更加不利，而是在總體更加有利的同時，出現局部、暫時的不利，即更加複雜化。中國國際環境複雜化，必然導致台灣國際處境複雜化。應該說，很多台灣人士比較清醒地認識到，中國GDP總量鞏固地居世界第二，是中國國際影響和作用更加增強的一個節點，由此，台灣在國際社會必然進一步邊緣化，台灣的“國際空間”完全可能被進一步壓縮，而其“國際參與”必將更加依靠大陸的善意。這部分人士的上述認識，符合實際，將可以引導台灣“外交”更加務實地處理“國際參與”等事務，不會激化兩岸關於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矛盾、衝突。但同時，也有部分台灣人士認為，美、日等對中國的疑慮、防範有所加強，有利於台灣戰略地位的增強、“國際空間”的拓展。台灣推進積極、主動的“外交”，這些人士的上述認識不無影響。值得重視的是，雖然持有這種認識的台灣人士人數不多，但他們的影響超過他們的人數。因為他們的認識與台灣當局的心態在很大程度上相通，所以，可能對台灣的“外交”政策產生較明顯影響，使之更趨於積極、主動。這很有可能導致兩岸在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上的矛盾、衝突有所加劇。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日、中菲島嶼主權之爭激化以來，國際華人社會及兩岸民眾都呼籲兩岸聯手維護中國主權，但台灣當局均明確回絕。這表明了台灣當局始終把所謂的台灣利益置於首要地位的立場。顯然，在很長時期內，期待兩岸進行國際合作不切實際。
目前的事態發展顯示，台灣島內出現新的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大於2012年。政黨輪替常態化，是台灣島內政局變化的表現。更須關注的是，民進黨迄今沒有對其所謂“中國政策”進行實質性調整。雖然民進黨做出了不與大陸對抗、保持台海和平、參與兩岸交流等表示，但並沒有跡象表明準備放棄“台獨”立場。實際上，不僅在民進黨《2014年對中政策檢討紀要》中，明確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更以激烈反對，並由民進黨執政的六縣市共同抵制，關於中學歷史課綱中關於“去中國化”內容微調的實際行動，表明了對“台獨”立場的堅持。民進黨在“外交政策”方面同樣繼續堅持“台獨”立場，其《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明確表示，反對“一中框架”、“外交休兵”，主張“兩岸關係發展不應妨礙台灣的國際地位”。特別須注意的是，在這一文件中明確提出，“台灣對外關係應以價值外交為主軸”，實現“台灣的永續存在”。與李登輝、陳水扁的“外交政策”比較，民進黨的上述政策主張只是語言有所緩和，而實際的“台獨”立場則堅持不變。雖然民進黨內各派系代表人物政策主張不盡相同，而且由誰在2016年代表民進黨爭取重新執政，以及重新執政後的實際政策走向如何，現在都很不確定，但可以預料，一旦民進黨重新執政，無論執政者是誰，兩岸在國際上重新發生反“台獨”、反分裂對抗的前景難以避免。儘管激烈程度可能有所減少，但這一對抗是兩岸關係不可避免的倒退中最突出、最嚴重的。因為這些代表人物都沒有，也不可能對民進黨的“台獨”立場做出實質性改變。這一前景的現實存在，清楚顯示了在深水區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複雜性、曲折性。同時，對於大陸方面處理這一問題的思路和方式，也有深刻影響。大陸堅持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不搞一攬子方式，只能個案處理，以及必須有可靠的退出機制，都反映了大陸方面很深的疑慮。在民進黨重新執政可能性增大的形勢下，大陸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處理，肯定會更謹慎，從而台灣的“國際參與”將更困難。
以上三方面的新情況，實際上就是兩岸之間始終存在的，在國際上的對抗，在兩岸關係、國際環境，以及台灣島內政局等變化影響下出現的情況。與前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起步階段，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變化比較，這一問題在深水區的變化明顯更加複雜，也更不利於這一問題的處理、解決。導致這一現象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兩岸在國際上的對抗始終存在，是其基本原因，而馬英九當局政策走向的變化，則是最直接的原因。如果說，在起步階段，為儘快擺脫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馬英九當局採取了十分謹慎的“外交”政策，以避免引起大陸方面的反彈；而進入深水區以來，馬英九當局開始採取越來越積極、主動的“外交”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可能加劇兩岸在國際上對抗的一個重要變化，同時還放大了其它變化的不利影響。
結論與展望
一、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深水區必須處理的、特殊而複雜的兩岸政治關係問題，不僅須做出兩岸統一前的合情合理安排，而且須為統一後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在深水區，須處理、解決的兩岸政治關係問題包括兩大類：一是兩岸統一前須處理的，例如兩岸政治關係定位，以及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等；二是為兩岸統一後預做安排的，例如統一後兩岸的地位、關係，以及國號、國旗等等。顯然，在深水區的主要部分，兩岸首先是處理、解決前一類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必須在統一前處理，是實現統一的必須條件。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則在統一前和統一後，都必須面對和處理、解決。這表明，這一問題是深水區必須處理的兩岸政治關係問題中特殊而複雜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可以預料，統一前後對這一問題的處理、解決，不僅方式是連貫的，而且原則是一致的。因為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直接關係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在統一前後都是國家核心利益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只存在於統一前或統一後。
二、台灣持續要求擴大“國際空間”，與大陸只能有限滿足的矛盾，是在深水區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面臨的主要矛盾。統籌這一問題與兩岸政治關係協調推進，是化解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
台灣嚴峻的國際困境明顯緩解以來，馬英九當局已開始積極、主動地推進，以爭取加入更多政府間國際組織為核心內涵的“國際參與”。雖然迄今他們的行動還沒有在國際上突破一個中國框架，但在現實形勢下，大陸仍然只能很有限地予以處理。這是深水區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的處理，對於深水區中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走向將有決定性影響。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兩岸政治關係最高端問題之一，處理的根本途徑只能是與兩岸政治關係協調推進。不斷增強一個中國框架基礎上的兩岸政治互信，是這一協調推進的核心內涵。必須強調的是，如果這一政治互信的增強停止，甚至發生倒退，矛盾不僅不能化解，而且不能排除激化的可能。
三、在深水區，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存在不可低估的不確定性，不僅直接影響對該問題的處理，而且可能影響對整個兩岸政治關係的處理
深水區的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具有不可低估的不確定性。兩岸政治關係、國際環境，以及台灣島內政局等因素的變化，都會對這一問題的前景產生影響，尤以島內政局變化的影響最重要。在近中期，島內新的政黨輪替將有最大影響。國民黨繼續執政，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處理，可保持“緩進中深化”的趨勢，而不至於出現明顯停滯，甚至倒退；如果民進黨重新執政，雖然兩岸未必會重啟在國際上的激烈對抗，但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處理，出現明顯停滯，甚至倒退，則非常可能發生。關鍵始終在於，是否堅持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兩岸政治關係穩定發展的最根本保證。必須十分重視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不確定性，如果出現明顯停滯、倒退，不僅對於這一問題的處理，有直接的重大影響，而且對於整個兩岸政治關係的處理，都將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四、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在深水區兩岸矛盾的集中點和易爆點，必須兩岸共同努力，消除其對整個和平發展進程的不利影響
與兩岸在深水區將觸及和處理的其他問題比較，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獨特而複雜。更重要的是，由於無論藍營、綠營在台灣島內執政，都肯定會堅持“中華民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的立場，而堅持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的政策，因而這一問題將成為深水區兩岸矛盾的集中點和易爆點，可能對順利渡過深水區，以及整個和平發展進程都產生明顯不利影響。必須堅持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兩岸共同努力，才能減輕、消除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不利影響，並進而對這一問題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5月號，總第19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