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表明，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之前的冷戰時期，台灣當局的判斷和選擇基本正確，因而為台灣的生存和發展贏得了機遇；而冷戰結束以來，台灣當局的判斷和選擇的謬誤日益明顯，台灣的生存和發展陷入了日益嚴重的困境。1949年蔣氏父子的“國民政府”退據台灣及若干離島，陷入嚴重的內外交困之中。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東亞安全形勢出現二戰結束後最重大變化。蔣氏父子認識到，冷戰的激化是維系他們政權的難得機遇，他們選擇了在冷戰中堅定地成為美國籌碼的政策，並在以後幾十年中一直堅持這一政策。這為他們贏得了美國的軍事保護，以及大量經濟援助和長期政治支持，從而得以堅持與大陸幾十年的對抗。但是，1972年中美關係開始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都曾經對台灣當局形成強烈衝擊。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的較長時期內，相繼在台灣執政的李登輝、陳水扁，實際上一直堅持以冷戰思維，判斷中美關係和東亞安全形勢，並據此做出政策選擇。1999年5月7日美軍飛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美關係受到嚴重衝擊，7月9日李登輝拋出“兩國論”；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開始國際反恐戰爭，陳水扁表示積極支持美國反恐，同時於2002年8月拋出“一邊一國論”。但他們並沒有獲得美國支持，反而都被美國斥為“麻煩製造者”。由此，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處境更加困難，而且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日益明顯。
2010年至今，東亞安全形勢發生了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變化。2012年下半年，台灣當局開始積極宣揚、大力推進所謂的“小國外交”。按他們的說明，“小國外交”就是，台灣須在充分認識“兩大之間難為小”的處境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兩大之間善為小”。這清楚表現了台灣當局對於東亞安全形勢變化及其對台灣影響的判斷，以及相應的對於相關政策的選擇。很明顯，台灣當局認為，無論美國亞太戰略調整，還是大陸與日本關係嚴重惡化，以及與菲、越領海及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表明大陸與美國及日、菲、越等實際都處於對抗狀態，這為台灣提供了應該並且可以利用的機遇，以在東亞安全形勢的重要變化中，改善台灣的國際處境。2012年以來，台灣當局的相關政策，越來越清晰地表現出這一走向。首先，台灣當局明確支持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在堅持對美軍購的同時，積極要求加入TPP，特別是台灣防務部門負責人今年4月，還在華盛頓公開聲稱，台灣準備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中，扮演更積極角色；其次，台灣當局一再強調其“友日”政策，在反復聲稱不與大陸“聯手保釣”、“聯手對日”的同時，與日本簽署了“日台漁業協定”；第三，台灣當局拋出“東海和平倡議”，明確表示台灣當局要積極爭取處理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的話語權、參與權，同時也通過各種方式，爭取台灣在處理南海島礁主權歸屬爭端的話語權、參與權。
深入分析台灣當局上述政策可以發現，雖然這些政策各有不同內涵與側重，但共同特點是，通過積極推進與大陸衝突方的雙邊關係，緩解台灣的國際困境，爭取更多國際空間，包括參與更多國際合作、獲得更多國際事務的參與權、話語權等等。總之，是更積極、主動地力爭改變近年來日趨嚴重的，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此外，還有一個與此密切相聯繫的共同特點，就是在推進這些政策時不直接挑戰大陸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底線，不涉及在國際上製造“台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這兩個共同特點清楚顯示了，台灣當局政策選擇的苦心孤詣，以及志在必得的決心。但是，幾年的實際事態發展表明，面對近年的東亞安全形勢重要變化，台灣當局政策調整的成效卻乏善可陳。幾年來，美台關係並沒有因台灣積極支持美國亞太戰略調整而有明顯增強。在大體維持美台關係原狀的同時，以“棄台論”持續表現為主要內涵的美台互疑，不斷有所加強。今年4月，就在台灣防務部門負責人在華盛頓聲稱，台灣要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中扮演更積極角色的幾乎同時，美國著名的保守派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公開發表《再見，台灣》的論文，宣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應放棄台灣，在台灣引起很大震動。台日關係有所推進，台灣當局把簽訂“台日漁業協定”，視為“小國外交”成功的典範。但實際上，台日關係並沒有突破。在南海問題上，台灣繼續處於沒有參與權、話語權的地位，沒有任何改變。總之，儘管台灣當局積極進行政策調整，但台灣的國際困境並沒有減輕，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更為明顯，表明台灣的政策調整基本沒有成效。
多年來，只要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受挫，就必然歸咎於大陸的“打壓”、“封殺”。但是，對於近年來爭取拓展台灣“國際空間”、改變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狀況成效不彰，台灣方面並沒有過多地歸咎於大陸的“打壓”、“封殺”，因為只要台灣方面的動作沒有觸及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即便對於敏感的“國際空間”問題，大陸方面基本以不予置理的方式處理，所以台灣方面難以將政策調整成效不彰歸咎於大陸方面。
其實，台灣方面政策調整成效不彰的直接原因十分清楚，那就是對於正在發生的東亞安全形勢重要變化，包括對於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中日關係惡化，以及中越和中菲關係緊張等的判斷嚴重失誤，即對這些變化的原因、性質、程度和影響等，都做出了脫離現實的，甚至是延續冷戰思維的判斷。關於最重要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和中美關係變化的判斷，謬誤最明顯。主要是，認為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就是遏制中國，中美將陷於“新冷戰”，而台灣作為美國戰略籌碼的地位將再次加強。根據這一完全脫離現實、帶有明顯冷戰思維的判斷進行政策選擇，當然不可能有成效。除了上述明顯的直接原因外，在深層次上還有更重要的，具有根本意義的原因，即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已經嚴重到無論台灣怎樣調整政策，都已經不可能改變，甚至是有所減輕也不可能的程度。實際上，從1971年10月“中華民國”被驅逐出聯合國開始，台灣就在國際社會不斷被邊緣化。在四十多年中，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日益明顯、嚴重。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兩岸關係在國際上長期的激烈較量，以及大陸在較量中不斷強化的壓倒性優勢；而根本原因則是兩岸綜合國力對比消長變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兩岸國際影響消長變化中，大陸方面不可逆轉的優勢持續強化。2008年5月以後，在兩岸國際較量明顯緩解的背景上，兩岸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懸殊差距的影響卻更為突出。2010年之後，大陸GDP總量鞏固地居於世界第二，進一步促使這種兩岸懸殊差距的影響越過了臨界點，進入全新的狀態，即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以及台灣如何選擇、調整政策，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都不會，也不可能減輕，而只能更加嚴重。這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中國大陸明顯強大，並將更加強大的必然結果和表現。由此，國際社會也普遍認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努力，都將是沒有實際意義的。2014年4月，在台灣防務部門負責人聲稱，台灣願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中分擔重負時，美國重要台灣問題專家容安瀾明確表示，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如果納入台灣，將可能危及台灣，損害中美關係，清楚顯示了出於美國利益，對於台灣參與的排斥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當局調整政策，力圖改變台灣在國際社會邊緣化日益嚴重局面，但卻成效不彰的同時，隨兩岸關係持續改善，2008年5月以來台灣走出嚴重國際困境之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也開始出現某些減輕的跡象。2013年9月台灣得以列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台灣開始醖釀參與RCEP及其它與東盟相關的國際合作等等。事項不多，但卻是台灣一直追求的。尤其重要的是，這些都與台灣因應東亞安全形勢變化的政策調整無關，而只是保持兩岸關係穩定、持續地和平發展的新成果。這些事態發展再一次表明，從大陸走向世界，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只要持之以恆，肯定越走越寬廣；而企圖“從世界走向中國”，則只能是虛幻的自我安慰，台灣根本沒有脫離大陸，而能走向世界的可能。
幾點結論
1、2010年以來的東亞安全形勢變化，是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形勢最重要的變化，是多極化格局在東亞開始形成的磨合期的表現。
2010年以來，美國在亞太戰略調整、中日關係嚴重惡化，以及中越、中菲南海島礁主權歸屬爭端激化，導致東亞安全形勢發生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變化。這不是“准冷戰”或“新冷戰”在東亞的開始，而是在中國明顯強大後，中美競爭與合作同步強化的背景上，中日、中越、中菲歷史與現實利益衝突加劇的反應。中國明顯強大，促成了東亞多極化格局加速形成，並正在經歷不可避免的磨合期；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最終必將促進東亞和平度過磨合期。
2、台灣當局重視東亞安全形勢的重要變化，選擇了更加積極主動地與大陸衝突方改善雙邊關係的政策，以減輕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處境，但成效不彰。
台灣當局十分重視東亞安全形勢變化。2012年以後，台灣當局提出和推行的所謂“小國外交”表明，台灣當局選擇了更加積極、主動地爭取與美、日改善雙邊關係的政策，以及一再宣稱在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南海島礁主權歸屬爭端中，不與大陸方面聯手的這個政策，以及爭取台灣在處理相關爭端中的參與權、話語權，以減輕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但是，台灣當局對東亞安全形勢變化，及其對大陸和台灣影響的判斷，囿於冷戰思維，明顯脫離現實，在此基礎上做出的推行“小國外交”等政策選擇，必然成效不彰。
3、東亞安全形勢重要變化以來的事態發展表明，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已達到臨界點。國際形勢變化和台灣的政策調整，都已不可能減輕台灣的邊緣化。只有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灣的邊緣化才能夠減輕。
1971年“中華民國”被驅逐出聯合國以來，台灣在國際社會日益邊緣化。面對近年的東亞安全形勢變化，台灣當局試圖通過推行“小國外交”政策，減輕其邊緣化處境。但實際的事態發展表明，台灣當局減輕邊緣化的努力收效甚微。台灣當局囿於冷戰思維，對東亞安全形勢變化判斷明顯錯誤是直接原因；而台灣的邊緣化已達到國際形勢變化和台灣政策調整都不可能減輕的臨界點上，則是根本原因。主要是兩岸綜合實力對比和國際影響對比，在大陸方面明顯強大後已達到非常懸殊的程度，台灣當局的任何政策調整，都已不可能有所緩解。事實已一再顯示，只有兩岸關係持續、穩定地和平發展，台灣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才能夠緩解、減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7月號，總第19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