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施政雖然是有自己的考慮，其實還可以處理得更好一些。但是有些人還是存有精英心態，對政策持續發展、資源承擔、政策轉變帶來的後果等方面考慮很多，但是對民情民意以及社會轉變考慮得少了一些，所以做出來的事有時與市民的期望有落差。
社會發展現在是很快的，香港民眾的觀念已經改變不少，因此政府在管治上也要跟上步伐。問責制理論上是能夠加強政府的管治能力，但是由於這種變動不是配套的，簡單而言上面變了，但是下面還是沒變，就導致了磨合不佳的問題。問責官員可能在做事的時候有政治、民意等多重考慮，但是對於實際操作的常任公務員來說，就擔心政策轉變會帶來好多後果。他們擔心達不到變化的要求，怕太多變化應付不了，所以寧可不變。
無論副局長還是政治助理，都是局長的助手，基本上是局長讓他們做甚麼，他們就做甚麼。而為這些副局長、政治助理做實質的後勤支援的，還是原來的公務員。而從架構上看，這些新出現的副局長、政治助理，本身並不是率領公務員的，而那些既有的公務員其實並不想他們太多插手。
如果副局長、政治助理只是遵循局長的指令做事，分擔一些工作，幫幫手。可見的好處是，如果局長暫時離開香港或者不在位置，會將權力暫時交給副局長，比以前直接交給某個不熟悉狀況的其他局長處理要好一些。
某種意義上說，是因為當初將政治助理這個職位的層次擺得比較高。但是從目前的實際狀況看，他們能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當初如果將這個職位的層次放低，大家也就無所謂了。人們有意見，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給他們的工資很高，但是他們能做的又不是太清楚。
對特首是“幫”而不是“保”
促使政府不斷改善施政水準
劉迺強：民建聯現在是香港立法會的第一大黨，最近有些反映說，民建聯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有微妙變化，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譚耀宗：我們自己是不斷總結經驗，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有聲音認為我們與特區政府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比如我對於老人生果金這項福利安排不滿意，對特區政府進行批評的時候，措辭嚴厲了一些，用了“倒行逆施”這個詞；後來還有一些問題，如雷曼兄弟的迷你債券問題，我們支持用特權法去調查，因此就有人懷疑民建聯對特區政府的態度是不是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我自己是這樣想的，從民建聯建黨開始，就是支持一國兩制，支持落實《基本法》。特區和特首都是按照《基本法》成立、任命的，當然希望特首能夠做好《基本法》賦予的職責。我們希望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能夠施政順利、為民造福，絕對不是要打擊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的威信，而是要幫他們能夠將施政做得更好。我們是“幫”，而不是“保”；只是一味地“保”，會使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感覺不到錯失，不必總結經驗教訓，缺乏改善施政能力的動力。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做的是“幫”，而不是只是“保”。
特區政府這麼大的一個架構，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對此是明白的。我們是希望政府在制訂政策之前，與我們有所溝通、有所商量，聽聽我們的意見。我們會提供我們的意見與分析，而我們確實能夠反映出比較多來自基層社會的聲音。如果在政策決定之後，只是告訴我們一個結果，我們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沒有參與，沒有評估、思考過，怎麼支持呢？如果在政策醞釀的過程中，我們就可以參與，作出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見解，我們也知道如何去支持以及為甚麼支持。就是說，不應該只是讓我們對政府已經擬定的政策，簡單地表示贊成。我認為，我們這樣做可以更好地幫助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施政。
我們其實一直都是希望幫助政府更好地施政。過去幾年，民建聯給政府已經提交了三十一份報告書，涉及經濟發展、環保、城市規劃等諸多領域，有些已經被政府接納了。
民建聯認為，政黨不應該只是批評政府，而應該不斷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對於問題，就事論事，是其是，非其非。
我們幫政府施政這目的是很明確的，我們與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的關係並沒有大的轉變，並不是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更不會為了吸引選票而“為反對而反對”。我們的出發點是幫助特首，促使特區政府改善施政水準，使政府更受市民歡迎。
其實我們過去也是秉持這種“幫”而不是“保”的態度，只是最近一些事件，特區政府表現不佳，我們給予的批評，輿論反映比較強。其實，我們也是向特區政府轉達民眾的聲音而已。
政府還是應該調整心態
妥善處理行政立法的關係
劉迺強：行政、立法在很長一個時期以來似乎都有些矛盾，您認為如何可以解決？
譚耀宗：香港的政制架構，基本沿襲九七之前，回歸後只增加了直選因素，其他的變化不大。由於是行政主導，而立法會一些議員又是民選的，始終存在結構性問題，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
由於是行政主導，權力主要在行政那邊。立法會可以在通過法案和財政撥款兩方面，卡得政府很難受。而立法會議員是選舉產生的，要對選民有所交待；但是立法會相對比較被動，很多立法會的意見，如果行政方面不配合，立法會急得跳腳也沒用。比如立法會講了很久的殘疾人士交通費津貼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就是一個例子。權力在政府那邊，政府不做，議員也都沒辦法。
歸根結底，是行政、立法在權力分配上各有要求。政府認為自己要全盤考慮、持續發展，不能像黃大仙那樣，讓立法會議員“有求必應”。
至於如何解決的問題，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如果有心解決，就需要心態上的轉變；反正是迴避不了，還不如開誠佈公，攤開來講，多做溝通。最好不要在很多事情上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向政黨拉票。這樣做，往往結果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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