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醞釀變局
從最近“七一”遊行人數遠超預測下跌，以及之後中文大學的民調顯示，約6%的少數遊行參加者，與主流民意分岐十分大。絕大部分香港人關心經濟和民生等問題，不同意和不相信以遊行抗爭等方式能改變不滿的現狀。但另一方面，這6%當中，青年人的比例增加，而且開始與員警衝突，並於遊行結束之後拒絕散去。香港社會趨向二元化，各走極端和不作溝通。香港長期和諧的社會氣氛，正在急速敗壞。
在經濟衰退，失業增加的環境下，青年問題惡化，社會長期內耗不前，現有的制度和秩序陸續敗壞，港人的整體危機感開始逐步形成。但是如上分析，香港社會中向無集體面對危機，解決問題的機制。政府和政黨都不能扮演凝聚民意，動員民眾去面對危機，解決問題的角色。“憤青”們很多被自命走激進社會民主路線的“社民連”吸引，但是他們一方面脫離群眾，同時他們除了粗口謾罵，和作小打小鬧的表演式“激進”行為之外，實際上也難有作為，解決不了存在的問題，更遑論提出方向了。
這樣下去，無能無奈的感覺，和焦躁無助的情緒，很快就會從青年向主流社會擴散，變局不得不形成。
“香港再出發宣言”的意圖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才出現我和一些朋友於6月中發起聯署的“香港再出發宣言”。這強調要積極面對香港憲制現實，回復權利和責任的平衡，而突出個人承擔和社會公義的《宣言》發表之後，在社會上引起不大不小的辯論，而這辯論還在斷續進行中。
基本上，香港面臨重大困境，在十字路口上苦無出路，這已經是不爭的共識。《宣言》發表之後，我在電台跟一位因被江澤民罵為“simpleandnaive”而走紅的反對派前女記者節目主持人辯論。我全稱否定地說香港到處都是問題，她叫我舉例，我說不勝枚舉，反而挑戰她舉一個不是問題的例子，結果是她始終連一個都舉不出來。
《宣言》是在香港紮根，以香港為家的市民，嘗試擺脫只取不予，賺快錢離場的移民社會心態的初步論述。我們認為，這是香港再往前發展的必要條件。世上任何社會轉變，都只能從個人的醒覺，危機感和承擔開始。缺乏這基本元素，什麼鴻圖大計都只會落空。但是如果港人還不能在直面危機時奮發承擔，結果會如《東方日報》的社論所言，《宣言》很可能就是香港的最後遺言了。
總的來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對這七百萬人最終能奮發承擔，克服危機，還是頗為樂觀的。但是這便帶到另一個問題：有承擔便隨之而來有要求。殖民地對殖民者和居民來說，都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只要有快錢可賺，巧取豪奪，男盜女娼，都目為正常，當中更有表表者被捧為成功的偶像。但對待我和子孫萬代的家園，必然是另外一種態度。因此，在這轉變的過程中，許多既得的利益，必然多少會受到損害。
政府與財團的責任
如果更具體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地預測，壟斷地產財團的黃金時代，將會過去。“高房價、高薪水、高物價”這“三高”的遺害，是眾所周知，但於今尤為烈的事實。香港長治久安，決不能長遠容忍“三高”。而香港與珠三角經濟融合，經濟學上有名的“生產要素價格均衡定律”一定會發生作用。這些不利因素，地產商是深知的，所以才趁政府勒緊土地供應而急急高價出貨。但與此同時，他們一隻腳已經早以踏足在內地。恆隆地產於年初宣佈，如無意外，它今年在內地的租金收入，將會高於本港租金收入。其他的大地產商，策略大抵亦如是。
因此，因為地產財團在香港的利益比重越來越輕，對於它們在香港的利益將受沖擊這一點，大可採取泰然的態度，順勢加快進入內地的步伐，維持香港樓市價格平穩或穩步稍降，騰出空間給中小企業和外資發展。它們如有此高瞻遠矚，在內地必有更大的發展，賺得更多的利潤，在香港也會大受市民的讚賞，一洗今日“官商勾結”的惡名。如當中有財團能拿出誠意，積極主動為香港未來的發展作出更大的承擔和貢獻，其各方面的回報必將更大。但是如果它們非得要把香港搾乾了才願意收手，香港未來必有另一番折騰，結果只會是雙輸之局。
面對這變局，身受納稅人供養的整個特區政府，都同樣要拿出承擔。第一個要打破的是怕字當頭，怕被人罵、怕失民望的指導思想；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處處但求政治正確的形式主義庸官行事作風。進而建立一個以人為本，勇於任事，強政勵治，不怕困難和壓力，積極為市民謀褔利，促進香港和國家發展的新傳統。到香港上下整體有危機感，有個人積累起來的集體勇氣與承擔去面對危機的時候，我相信路就在前邊，它是由人行出來的。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9月號，總第14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