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確立城鄉一體化 農民分享改革成果
1、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三中全會釋出强烈信號
以“三農”（農村、農民、農業）爲主題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會12日閉會時發布的公報，相信會讓不少人感到意外。在這份4800多字的公報中，外界事先廣泛猜測的“土地流轉”隻字未提，反而10多次出現“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等措辭，釋放出最强烈信號：統籌城鄉發展和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上海東方網）
在30年的農村改革歷程中，這是中國第一次提出以“城鄉一體化”方式解决農村土地制度問題、實現農村現代化的戰略。而其背景顯然不難理解——中國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把人口分爲城市居民和農民，幷將就業、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公民權益同戶口挂鈎，形成了農民在包括公民遷徙、勞動就業、教育、財産和社會保障等多方面蒙受的不平等，曾令多少中國農民痛苦與流泪。
起家于農村的中共，身爲執政黨，熟知“三農”問題輕重，此時選擇破除二元結構這一改革突破口，顯然順應了億萬農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何况，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于中共、于中國，幷不只是一種同情心的需要、一種子女對父母的回報，更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大局所需。畢竟，城鄉二元結構不解决，不但會造成一個城鄉斷裂的社會，甚至連城市本身的發展也會失去支撑和依托，後勁不足。所以，溫家寶總理當年才說，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因爲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會有全國的小康。（法國《歐洲時報》）
2、工業開始反哺農業 農村改革方向已經明確
事實上，通過30年來農村改革的不斷嘗試，改革的最終方向已經明確，那就是：不是“取”，而是“予”。即此全會强調的：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爲根本要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創新體制機制，加强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等。（北京《新京報》）
30年間，10個“一號文件”清楚記載了我們党領導農民群衆改革實踐的歷史軌迹。“多予、少取、放活”“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等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政策措施，給億萬農民帶來實惠：2006年1月1日，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正式廢止，標志著對農民實現由“取”向“予”的重大轉折。從减輕農民負擔，到增加各項農業投入；從掀起清欠風暴，到推進征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從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到加快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工業化初期，農業支持工業；工業化達到相當高程度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這是全球普遍趨向。而改革開放30年過去了，現在中國已進入了工業化國家行列，社會的運轉主要依靠二、三産業的收益維繫，無論經濟實力還是經濟結構，都已具備由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變的實力，可對後發地區和社會階層反哺、支持。（廣東《南方日報》）
3、涉及社會福利分配 城鄉戶籍平等有待時日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官方雖然在保護農民利益、幫助農民致富和脫貧、促進城鄉同步發展等方面制定了不少政策、推出了許多措施，但其間的牽涉利益重組，困惑不少，甚至受到一些地方保護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了，而他們却無法在城市安家；農業的機械化程度提高了，而農村却逐漸陷入環境污染、資源被掏空、居民僅剩“老弱病殘”的尷尬境地。（美國《僑報》）
一些專家指出，城鄉之間實現實質性戶籍平等還有待時日。戶籍制度的改革不僅涉及戶籍登記制度，更涉及社會福利的分配制度，例如讓農民享受城市低保以及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以及解决城鄉二元結構在收入以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差异等。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和社會問題專家胡星斗指出，目前中國各地試行的戶籍制度改革都不太成功，原因是地方財政無法支撑戶籍進一步放開。他建議中央政府在財政上支持地方政府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胡星斗强調，戶籍制度改革是一件事關全局的大事，應該由中央政府統籌，幷進行財政支持，讓地方進行試點，這樣才能保證戶籍制度改革的成功。（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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