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釣魚”之惡遠勝黑車 權力濫用釀惡果
1、權力濫用公然栽贓 自斷手指捅破執法黑幕
其實，上海“釣魚執法”，雇用職業釣餌，假稱有急事而搭載車輛，並在預定地點引君入甕，受害者眾多，但直到出了一個不惜斷指抗爭的孫中界，“量變”終於引發了“質變”。沸沸揚揚的輿論狂潮，終於逼使浦東新區政府坐正了屁股。由其發布的調查結論，雖然不出公眾所料，但是出自政府官員之口的正式發布，還是讓我們感慨不已——孫中界自斬手指，不僅為自己爭回了一個清白，也捅破了一個行政執法的巨大黑幕。（湖北荊楚網）
“釣魚執法”這個說法很形象，將公權力的惡意暴露無遺。有執釣者，有誘餌，有等待被釣的魚。於公共利益而言，先將所有公民假定為等待被釣的魚，不斷拋出誘使其違法違規的魚餌，然後釣起施以責罰。為了謀取利益的最大化，“釣魚執法”者就不惜與社會閑散人員甚至黑惡勢力聯手，就不惜對善良、誠實者栽贓陷害。顯然，權力的濫用比權利的越界更可怕，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嚴重損害公民個人的權益。（雲南《生活新報》）
當公權力失去監督和控制，且被用於牟利目的時，最容易滋生出邊緣人群和黑惡勢力。“釣魚式執法”不僅讓一些無辜百姓受害，它還培養了一個灰色的“釣鈎”群體。有媒體稱，上海的“釣鈎”人數可能有上千人，他們與執法大隊關係密切，並以陷害他人的方式獲取暴利。“釣鈎”與執法機構之間有協議價格，每“釣”到一輛“黑車”，“釣鈎”可以獲利數百元。“釣鈎”與司機之間出現暴力衝突的現象，在上海已經多次發生。從“釣鈎”的行為方式和獲利模式，他們與公權力之間不可告人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自成群體的結構來看，“釣鈎”形成地下黑惡勢力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與其他類型的黑惡勢力相比，“釣鈎”還有一個特殊優勢，即生來就有護身符，而無須專門尋找權力的庇護。這無疑會加速他們的發育。（北京《北京青年報》）
2、“釣魚式執法”猛於虎 踐踏政府公信法制尊嚴
上海孫中界遭遇“釣魚式執法”而被迫“斷指鳴冤”的個案，已經演變成為關乎政府公信力、行政執法罰款創收、社會道德等多個方面的公共事件。然而，這一事件中最讓人關注的，不是孫中界決絕血腥的斷指舉動，也不是“釣魚執法”方式本身的匪夷所思，而是行政執法部門在利益面前，仗著手中的公權力，利用公民的善良和信任而進行“搶劫”、“碰瓷”。如果對一些非法行為——尤其是政府部門的非法行為，以一種不痛不癢、置若罔聞的態度，任其滋生泛濫，長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嚴、社會的公德意識都將大受損失。（上海東方網）
不可否認，泛濫的“釣魚執法”是執法權的變質、異化，既是公權力沉淪的表征，也是公權力沉淪的結果。最值得關注，也最容易被人們忽略的一個新動向，是《人民日報》10月19日以半版的篇幅，嚴肅批評上海等地的“釣魚式執法”危害猛於虎。該報配發的評論認為，有關部門對媒體披露的釣魚式執法現象先是失語，後是逃避、推諉，這樣的做法會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法治的尊嚴。（北京《經濟觀察報》）
3、出租行業壟斷作祟 政府需要徹底還利於民
“釣魚執法”之所以在上海市內普遍存在（其實類似“執法”手段在其他一些城市同樣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有關方面為了維護城市公共交通尤其是出租車行業的政府壟斷利益。如果不破除目前國內通行的城市出租車行業政府專營（行政壟斷）格局，放開市場，讓出租車行業在市場法則的自發規範下實現城市交通業的利益均衡，黑車現象是斷無徹底杜絕可能的，市民出行需求也無法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北京中國網）
作為一項傳統的工業化時代的經營項目，出租車營運是技術含量相對較低，易於管理，很容易實現市場自發調節的城市服務行業。如果城市的管理者不是把出租車准營當成創收的手段，以控制數量等各種各樣名義為借口高價出售“頂子”（即准營資格），而是僅僅將其作為一項服務型管理，在實施必要監管的前提下，“放心”地讓民間的出租車經營者們實行“行業自治”，通過市場調節將經營成本降到最低，進而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那麼，所謂黑車哪里還會有它們的市場？
城市政府要舍得“割肉”，徹底還利於民，放棄對出租車行業的行政壟斷，讓其完全進入市場，黑車現象才會得到根本上的抑制，乃至銷聲匿跡，政府執法也才可能光明正大、名正言順，行政資源亦可因而大大節約。（北京《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