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開始破冰 選舉法成為突破口
◆溫總釋放政改信號 兩會初露“新政”路線端倪◆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被多次掌聲打斷。近兩萬字的報告先後65次提及“改革”。溫家寶強調指出，中國政府將在“極其複雜”的局面下仍持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這向全國人民釋放了改革的重要信號。”全國人大代表、遼寧丹東市長趙連生回憶他當時的第一反應。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認為，《政府工作報告》“新政”路線初露端倪，下一步將會突出社會體制改革。（廣東大洋網）
在本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裡，溫家寶濃墨重彩地宣示了改革對中國進一步發展與實現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在長達24000字裡包含對2009年形勢的回顧，以及2010年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統籌城鄉發展、改善民生等主要目標。
其中，他突出了政治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使權力受到監督的重要性，一些警句如：“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迅速被國內外媒體重點報道與討論。
溫家寶的報告帶有重提改革議程的意義，富有濃濃“溫氏”色彩的報告說明。他不認為經濟改革可以取代政治改革，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征途不可能繞過政改的環節。在系統性總結了2008年回應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經驗時，溫家寶其實也點出“必須堅持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內在統一，圍繞改善民生謀發展，把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持久動力”。（新加坡《聯合早報》）
◆政改呼聲日益強烈 中國漸進探尋政改路徑◆
可以說目前中國全國都在圍繞一系列熱點問題，在議論改革。由瘋狂的房價，在議論政府職能的改革；由農民工問題，在議論民眾政治權利的改革；由重慶的打黑，在議論司法體制的改革；由貪腐的久治不愈，在議論政治體制的改革等等。這是因為中國走到了一個發展的新階段。近的而言，是一場國際金融危機，結束了中國粗放式、外向型發展的蜜月，在國際上熱議“中國模式”的成功之際，中國自己發現了過去的路難以為繼。是以，中共當局決定要推行發展方式的轉變。而要轉變發展方式，只能以改革來推進。
遠的而看，是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在中國經濟奇跡般高成長的同時，中國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轉型。一方面公民意識蘇醒，人們對自身的利益和權利有了維護和聲張的要求；一方面伴隨著制度性不公，特殊利益集團形成，出現了狂野的巧取豪奪。如此一來，令經濟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突出，令社會多重性的矛盾加劇。壓而難止，撫而不平之下，改革的呼聲就此揚高。
細數起來，中國目前官方著手制定改革方案的，民間呼籲要推進的改革，不下十個。較有代表性的，是官方急推的，有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想以此解決貧富差距的矛盾、推動消費和擴大內需；有政府公共服務均等化為旗幟的改革，想以此解決官民對立，也療治政府的痼疾。民間更激烈的主張，已不止著眼於是謀求住房、醫療、保障等福利，而是社會的結構化問題，其中，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上下階層的失衡，中產階層沒有擴大，低下階層反而更不堪重負，除少數利益集團和權力階層外，整個社會在缺乏管道和空間，社會泥沼化出現。社會改革的呼聲，由之而起。（美國《世界日報》）
不可否認，中共和中國政府近年來在方方面面主動推行體制改革或制度創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在部分海內外人士看來，中國當局推行的改革不啻於小修小補，而且過程過於緩慢。這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百餘年來的中國現代史上，最不缺的就是暴風驟雨般的激進革命，最缺的反而是和風細雨式的漸進建設。
相對於勢必對社會造成巨大破壞的革命而言，循序漸進的制度建設與創新，顯然更加符合當代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違背現代社會的文明精神。而今年的兩會，應該會在推動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香港中評網）
◆實現城鄉“同票同權” 選舉法成為政改新起點◆
3月14日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代表分別表決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選舉法》等八項決議草案後落下帷幕，“同票同權”則被廣泛視為此番修改的核心內容。輿論將此舉視作中國政改的發軔和破冰，國外媒體對此也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中國打破城鄉二元制社會結構的又一新起點。港台報章則認為這是展現中國式民主的基礎工程，為中國式選舉民主“換上新門框”。（北京新華網）
修改《選舉法》這部關乎中國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的核心法律，剔除不合時宜的內容，實現“選舉權平等原則”，實際上也落實了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疑能進一步凸現人大代表的代表性。畢竟，今日之中國已出現利益多元化局面，各種正常的利益集團需要平等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展開博弈。平等的選舉權不只是一種政治權利，也是其他各種權利的保障。
如此一來，人大這個立法機構的成員構成也能得到優化，進一步打破“官員多”的單調格局。畢竟，在社會階層分化比較嚴重的中國，不同階層對社會對公共事物的感受不一樣，官員或者說是公務員群體不足以代表社會所有階層，如果其所占比例繼續過高，不僅會嚴重影響人大這個民意機構的公眾認同度，更不利於人大及時因應社會變化作出準確決策。（美國《僑報》）
事實上，一系列為百姓和輿論所詬病的社會問題，主要是中國日趨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殘留計劃經濟特征的政治體制因邏輯悖論而發生的碰撞，正應了“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二十多年前所說：“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無法深入下去”。中國總理溫家寶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中國改革是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回應民意。
由此觀之，選舉權的改革顯然已成為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切入口，其深度、廣度很可能決定政治改革的深度、廣度，是中國能否夯實民主政治之社會基礎的表征。因為，選舉權平等之後，隨即而來的是選舉的過程是否公開、公正、公平，選舉出來的代表是否真正代表選民的利益，這些，都涉及到了民主政治的深層問題。
以中國的現實語境，作“同票同權”之類的制度改革，需要勇氣和膽識，工作也極其艱難複雜。而中國只有選擇果斷邁入改革深水區和攻堅區，而非裹足不前，才能在熬過陣痛後會收獲民主政治的躍進，為高速發展的經濟、社會提供持續動力。（香港中評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