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鬥爭中發展
文章稱，古田會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經歷了由階級戰爭向民族戰爭再到階級戰爭的轉變，由長期戰爭環境向相對和平環境的轉變。要不要堅持、怎樣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貫穿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的始終。特別是在歷史轉變的關頭，矛盾鬥爭極為曲折複雜，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思想，正是在不斷迎接新的挑戰考驗中得以豐富發展的。
1935年1月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堅持發展開闢了廣闊道路。党戰勝了與黨爭奪兵權的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分裂主義，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及全面抗戰的爆發，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我們與國民黨及軍隊的關係從敵對關係轉為友党友軍的關係。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以國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國共產黨放棄軍權。黨內也出現了迎合國民黨主張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鬥爭焦點集中在黨要不要和怎麼樣領導軍隊這一根本問題上。黨中央、毛澤東由此提出和確立了處理各方面關係的一系列重大原則。
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友党友軍的關係上，提出了堅持黨對軍隊的獨立、單一領導的原則。1937年9月中央在《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指出：“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遊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證，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黨拒絕了國民黨派人當八路軍幹部的要求，恢復了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稱。對於國民黨發動的旨在消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反共高潮，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預以反擊。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又以“軍隊國家化”為藉口，再次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黨堅持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不交給國民黨的立場，粉碎了國民黨企圖吞併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圖謀。
在黨與軍隊的關係上，確定了党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党的原則。由於各戰略區相互分割和長期分散的遊擊戰爭特點，致使黨內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鬧獨立性的傾向有所發展。皖南事變後，中央嚴肅地指出：中國革命中長期分散的遊擊戰爭特點所養成的獨立自主能力，決不能發展到不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軍隊“必須完全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放在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政治指導之下，不能鬧獨立性”。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成為延安整風軍隊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在黨與軍隊個人的關係上，提出了共產黨員決不能爭個人兵權的原則。紅軍改編後，個別人不願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及做官為榮耀。毛澤東告誡全軍幹部：不要學張國燾，共產黨員決不能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及建國初期，黨始終把反對和克服爭個人兵權的軍閥主義傾向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思想政治建設的重大任務。
這些重大關係的科學界定，體現了党絕對領導軍隊的根本要求，成為“軍魂”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由長期戰爭環境轉入相對和平環境，進入了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當時蘇軍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正規化現代化水準最高的軍隊，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蘇軍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党領導軍隊的根本制度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同。如何處理好學習他人經驗與保持自身特色的關係，在推進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中堅持中國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是當時必須解決的問題。1953年12月至1954年2月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党的高級幹部會議，以及其後制定的文件、條例及党的領導人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對建國後如何保持党絕對領導軍隊作了明確回答。
在如何對待外國經驗問題上提出了“以我為主”的方針，進一步奠定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理論基礎。這次會議要求學習蘇聯先進的軍事經驗“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1956年8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進一步深入論述了這一問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中國革命有中國的特點。我們的情況和蘇聯不同。
會議重申了堅持党絕對領導軍隊、決不“另起爐灶”的堅定立場。朱德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沒有党的領導，就沒有我們的革命武裝部隊。要求我們的武裝部隊和武裝部隊的一切幹部，要忠誠地服從党的領導，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緊緊地團結起來。根據毛澤東的批准，會議進一步明確地把黨委制，即“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作為党領導軍隊的根本制度。對於保證党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政治工作，毛澤東重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生命線”。
和平時期繼續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自身特色、不照搬蘇軍經驗意義重大，這不僅增強了黨抵禦執政風險的能力，還保證了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