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鬥爭基點的轉變與大規模作戰
大規模作戰不等於大規模戰爭。新中國成立以來，軍事鬥爭基點的逐次轉變也是對大規模作戰認識的不斷深化。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對國際戰略形勢和我國安全環境作出了新的判斷，明確提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會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科學論斷，據此，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從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準備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亦由立足於應付全面反侵略戰爭，向重點應對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和局部戰爭轉變。新中國成立後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第一次重大變化，是建立在“大規模的世界戰爭”不會發生的基礎上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局部戰爭中不會發生大規模作戰。20世紀90年代初，適應冷戰結束後國際戰略格局的新特點、海灣戰爭後高新科技及新軍事變革的新發展，提出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第二次重大變化，意味著大規模作戰將在高技術條件下進行。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美英聯軍的新戰法和高技術武器的運用，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我軍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亦從應對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應對信息化戰爭轉變。軍事鬥爭準備基點的第三次重大變化，推動我軍走上機械化和信息化復合發展的道路，信息化水平對大規模作戰的決定性影響開始凸現。
當前，我們雖然處於和平發展時期，但東、西、南、北的安全形勢仍然嚴峻。在此形勢下，必須科學把握軍事鬥爭準備的重心，沒有重心就沒有戰略、就沒有發展。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小問題也可能引發大動蕩。籌劃軍事鬥爭準備，不能出現什麼情況就是什麼最重要，要有全局性的戰略考慮。應對不同方向的安全形勢，維護不同方向的國家利益，需要強化相應的戰略能力，尤其是打贏大規模作戰這一基礎能力。
和平時期，人們想得更多的是穩定，是經濟，是建設，軍事鬥爭準備容易弱化，這對確保我國的長治久安非常不利。因此，加強軍事鬥爭準備，要應戰與止戰相結合，尤其是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脅和挑戰的大規模作戰來說，提高打贏它的能力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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