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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輔仁大學校長黎建球 |
中評社╱題：大學重在培養領導社會的精英－－訪台灣輔仁大學校長黎建球，王平、黃政（香港），本刊記者
大學應該培養甚麼樣的人才？大學如何讓學生形成生命價值？大學教師的水平應該如何評估？西方高等教育觀念如何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人文科學大家怎樣獲得應有地位？帶著諸多問題，本刊記者日前在廣州專訪了台灣輔仁大學校長黎建球教授。
大學教育重在培養出類拔萃的人才應著重選擇性教育而非通識教育
記者：現在經常聽到大學教育失去應有目標的觀點，也在您的演講中聽到，大學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領導社會進步的人才。那麼，您認為在普及高等教育，而不是如同以前一樣採取精英教育的狀態下，如何既能有教無類，又能因材施教培養一些領導社會進步的精英？
黎建球：首先，我認為大學應該是選擇性的教育，不像中學是普遍性的教育。中學時甚麼科目都要學，而在大學卻非如此，應當根據個人的興趣以及自我預期將來如何參與社會以選擇其課題：對經濟有興趣的選擇經濟系；對政治有興趣的選擇政治系；對外交有興趣的就選擇外交系，大學是選擇性的教育。既然如此，就應該往專業性發展，因此大學應當以其專業知識來服務與領導社會。
由於對大學的通識教育理解不準確，使得人們常常以為大學是普遍性的教育。其實這只不過是為了彌補大學專業教育的普遍性不足，所以才有所謂的通識教育。就理論而言，歐洲是沒有通識教育這個名稱的，在美國才有。歐洲在中學時期就實行通識教育，到了大學就是去學你需要的專業；而美國不同，美國因為很強調實用，很強調職業教育，所以他們的通識教育就有所欠缺，到了大學再來補“通識教育”的不足。中國人的傳統教育，過去都是在中學進行通識教育，曾幾何時，我們居然忘了。我們目前高考所有的科目，都是通識教育的科目，歷史、地理、人文等。在這種狀況下，如何去成就選擇性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堅決主張大學教育應當是選擇性的教育。
記者：還是要儘量培養領導社會進步的人才。
黎建球：對，因為每個學科將來都會培養一些出類拔萃的人，這樣才能領導這個社會。所以經濟學家不會從高中產生，他一定要由大學培育；政治學家、外交家亦然。慢慢地我們會發覺，大學的選擇性教育事實上就是走專業路線。
大學生需要形成個人的生命價值體系
記者：您曾經強調，大學教育首要的任務是協助建構一種生命的價值與系統以面對社會生活，對此您能否仔細解析一下？
黎建球：我對於協助大學生建立生命的價值與系統極為強調。胡適之先生曾經有句名言，他說：“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因為不知道未來生命會碰到何種狀況，所以，一定要把自己訓練好，未來在面對社會的任何狀況時，都有可能的解決方法。如果只學某種專業，只專精此項，那就只會用某種方法去應對問題。而大學因為是選擇性的教育，大都只選擇一種專業，可是未來投入社會時卻可能碰到千萬種狀況。比如說婚姻關係、職場關係、社會群眾關係……等，而這些關係在大學未必能全部學到。譬如經濟學系的學生，怎麼會去學婚姻關係呢？而工程學系的學生，又怎麼會學到親子關係呢？
因此，通識教育就是要去補其不足。將來你到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關係，應當如何處理？現代的父母通常不會教導孩子，不知道如何與孩子相處，特別是當孩子到了青少年叛逆期時，多半的父母沒有學過怎樣面對叛逆期的青少年，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又比如說人過了中年走向老年，要怎麼樣去面對自己老年的變化。念工程的、念經濟學的，怎麼會學到這一點？因此，胡先生說的那個廣，在大學就是屬於通識教育的範圍。
可是，大學的通識教育跟中學是不同的，中學的通識教育應當是基本常識，到了大學則是應世－－亦即如何將基本常識與專業以及社會需求結合，使其得以應用於世。因為每個關係都圓滿了，所以生命情境就會自在安適；如果處理不好，生命情境就是崎嶇坎坷。例如親子關係欠佳，只要想到小孩就頭疼；夫妻關係不好，只要想到彼此就難過。如此一來，哪還有生活品質可言呢？幫助大學生建立生命的價值與系統，就是提高他們面對未來各種生命情境的適應與處理能力，使其得以在具體人生體驗中處置得宜。
記者：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就是說，在大學面在學習專業的同時，也綜合學習應對社會情境的能力，比如說交往等，在出現某些問題的時候，能更穩妥地處理？
黎建球：對，即便將來沒有任何問題，學生也得以經由這些培訓所形成的合理應對，讓自己的生存環境變得更好。
檢視傳統文化跟西方文化的關係檢視傳統文化中至今依然可居主導性的東西
記者：中華文化跟西方文化有一定差異，現在大學的教育體制，不管大陸、香港還是台灣，基本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隨著經濟實力的發展，兩岸三地現在越來越強調要重視中華文化的傳統，您覺得西方教育體系在落實到中華文化土壤之上的時候，之前調適得怎麼樣，或是未來需要哪些方面的調試？
黎建球：接受西方教育體系，始於清末民初，那是在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極度自卑的狀況下所接納的，等於是全盤的西化，沒有經過反省，沒有經過思考，甚至其後也沒有經過檢討，結果是把西方教育中很多不好的東西一併接納。我不客氣地說，當時接受西方文化的學者們，似乎並沒有看到普遍而完整的西方文化，實際上他們摘取了西方文化比較脆弱的部分。
舉例而言，比方說進化論，它傳到中國就變成競爭。然而中國人向來講究協調，而當時的那些學者，卻沒有對此進行深刻的反省。進化論強調優勝劣汰，這種思維就跟中華文化是不合的；中華文化注重協調，中國人講究彼此合作，我們的天地合二為一，變成一種合體的精神。而在那個年代的西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只是在英國流行，歐洲大陸幾乎沒有提及於此。可是就因為引介者留學英國，只學到當地的文明，並未體察到整體歐洲文化，所以他只將這套理論帶回國內，而當時的中國在科學文明上極為空虛，於是照單全收，因此“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竟然就此成為我們的至理名言！
如果“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真的成為普遍原則的話，那你的孩子理論上也可以跟你競爭啊！他要是比你優秀，是不是就把你淘汰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沒有仁愛、博愛精神的。或許有人會說在田徑場競爭上時候，有博愛精神嗎？沒有嘛，誰跑第一誰就贏嘛。可是，我們並不提倡這種競爭，我們期待即使要成功，也不一定要有失敗者的競爭，為甚麼成功就一定得製造失敗者呢？你成功我也可以成功啊，你可以贏我也可以贏啊。所以，我們說：“同成天地”，一起贏得勝利，為甚麼只能有一個勝利者呢？舉例來說，在中國的高中，為甚麼班上只能有一個進北大呢？也可以好幾個都進北大啊。所以競爭是跟自己競爭，不是跟別人競爭，你自己夠努力，自然就可以表現優異。可是今天的社會充滿了這種競爭的精神，只講競爭就沒有仁愛，僅僅以勝利為目的，就慢慢產生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們很有必要檢視反省。
那麼西方文化有沒有類似中國這種合作的精神？有啊，希臘精神就是如此，羅馬精神以及中世紀的宗教精神也是。然而我們卻把將其片面扭曲了，似乎都只有競爭，忽略了西方文化中更為精深重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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