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國邦交正常化後，日本開始意識到同為美國盟國的韓國的重要性。自1967年8月起，日韓兩國幾乎每年定期舉行日韓閣僚會議。1969年11月，日本時任首相佐藤榮作與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在聯合聲明中稱“韓國的安全對日本自身安全至關重要”。該表述被學界稱為“韓國條款”。
1970年7月，第四次日韓閣僚會議舉行。為應對尼克松政府關於從韓國撤軍的“戰略收縮”決定，此次會議重點討論了政治和安全問題。韓國要求日本充當“軍事援助提供者”，日本也決定向韓國提供約1億美元的貸款，支持重型機械、特種鋼等具有軍事色彩的產業。但隨著世界格局演變，中美關係開始緩和，朝鮮半島開啟對話通道，日韓對周邊局勢認知的不對稱開始顯現——相比於韓國堅持強調軍事威脅和國家安全，日本外務省則認為，國際局勢的緩和以及戰爭爆發可能性的降低，使得朝鮮半島更主要的問題集中在經濟和政治層面。
1981年，帶著“恢復美國領導地位”使命的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再次重視與日韓之間的同盟關係。上世紀90年代初，朝鮮半島核問題的爆發使日韓在防務方面加強交流，韓國時任總統金泳三1994年7月呼籲日本政府共同應對朝核危機。1998年10月，韓國總統金大中與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舉行會談，雙方表示要建立“日韓新型關係”，並發表《日韓共同宣言》。該宣言發布後，日韓防務合作開始呈現制度化的趨勢。如1999年日本海上自衛隊和韓國海軍進行了首次戰後搜救演習，此後約每兩年舉行一次。
然而，日韓之間的歷史包袱並沒有讓兩國防務合作升溫太久。2001年日本新編歷史教科書的問題讓日韓關係再度降溫，韓方宣布暫停一切與日本的防務合作，韓國國防部在聲明中說：“兩國軍事交流應基於正確的歷史認識與互信。”朴槿惠執政時期（2013年至2017年），其政府也多次要求日本“正確認識歷史”，並將歷史問題視為韓日關係發展的重大障礙，日韓防務合作制度化進展有限。
但與此同時，美國的介入也在推動著日韓防務合作。2011年年初，日韓開始就ACSA以及《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展開談判，重要背景之一就是美國重新強調其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架構構建以及朝核問題的升溫。當時，美國《華盛頓郵報》稱，這是日韓邁出的“受到美國強烈鼓勵的一步”。2012年6月，美日韓三國舉行海軍聯合演習，此次演習被稱為“三國首次正式三邊聯合海軍演習”。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份報告這樣說道：“當日韓之間政治氛圍不理想時，美國在推動兩國走近方面的作用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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