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中國這頭東方睡獅一度從夢中驚醒。滿清王朝本該憂患於心，改弦更張。然而，“睡獅”只是翻了個身，又再次睡去。及至甲午戰爭來臨，朝野上下仍然沉浸於“天朝上國”的夢幻中不能自拔。
社會變革是被革命威脅逼到墻角的結果，危機和失敗的憂患推動了改革。然而，當憂患的壓力降低時，苟安傾向又將代替改革。缺乏面向未來的憂患意識，就只能失去變革發展的良機，在歷史發展的潮流中被動挪步。
安於現狀，不思變革，有著深刻的歷史邏輯和文化基因：農業經濟造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性格，這種文化性格重塑入主中原的所有游牧民族，使他們由馬背而鑽入轎子，悠悠然間喪失血性，更難保此前的憂患意識。曾經橫掃亞歐的蒙古鐵騎是這樣，馬踏中原的八旗軍也是如此。
中華民族缺少歐洲那樣的啓蒙運動，精神重壓導致民族無法完成現代性格的塑造。百年來，我們一直是在兩個極端中搖擺：或者夜郎自大，或者諱疾忌醫。戰後本應反省，努力塑造全民族的憂患意識，勵精圖治，富國強兵，因為心理上的不成熟而走向悲情，異化成了弱國心態。這種心態的突出表現，不願正視對手的長處，甚至不容許有人講對手值得學習的地方。
甲午之戰後，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撰寫了長達幾百萬字的《阪上之雲》，後被改編成長達20多小時的13集電視劇，系統總結反思他們稱作“日清戰爭”的經驗教訓，看後使人震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掌握太平洋戰爭開戰關鍵的日本舊海軍軍令部的參謀們，秘密聚集在一起舉行“海軍反省會”，討論戰敗的原因，反省會每月一次，從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間共舉行了131次，實在值得我們深省。
最大的危險是看不到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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