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發展到現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一個積極參與一體化的國家不但可以享受其他國家的科技發展成果、行政與企業管理經驗和成功模式，而且可以根據WTO的安排，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全球資源與市場共享。因此一個國家可以根據其比較優勢確立其發展方向和市場定位，他財富的獲取和國力的增長可較小地受限於疆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以及對資源的直接擁有。一體化發展也促使了世界地緣政治內涵的重大轉型：全球資源與市場的享用和分配可以不像以往一樣借助軍事手段；所有國家無論強弱大小是可以通過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開放而達到和諧的發展。一體化正在讓體系中的邊緣國家、半邊緣國家以和平方式，跨越性地向核心位置轉變成為了可能。
其次，中國的快速崛起歸功於從鄧小平至胡錦濤以來的中國共產黨歷屆核心領導層制定和實施的國家發展——崛起模式，因為當代大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發展模式是否具有對世界一體化高速變化的適應性。德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在其新著中寫道：“21世紀決定國家影響力的將不再首先是軍事力量，而是對待創新和速度的能力：適應快的人將在全球競爭中佔決定性優勢。經濟生產力和效率與創新義和新模式的開發聯繫在一起”。以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為特徵的、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中國國家發展——崛起模式實際上就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在20世紀80年代後高速發展的創新模式。這一模式不但強調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式對自身體制的調整以求適應世界體系的發展；而且強調對世界體系所有成員非歧視性的開放。既不同於許多西方大國被意識形態和傳統地緣戰略所左右的開放政策，也不同于前蘇東模式。
鄧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和平與發展”的中國外交總路線就是在中國的發展與崛起的過程中與所有國家發展關係、和平相處、共同發展，不論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從全球化的角度而論，中國的模式極具有對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的高度適應性，這包括對不同政體和文化的高度的接納及寬容。它體現了世界體系發展到現階段的要求，順應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世界體系中國際社會政治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發展趨勢。對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的高度適應和包容的結果就是中國得以用以市場交換而非軍事和政治高壓手段分享其他國家的發展成果、成功經驗、資源和市場。中國的這一發展——崛起模式所獲取的成果是舉世瞻目的：從1978-2005的27年內，中國的GDP增長了12倍（以不變價計算），外貿額增長了69倍，中國製造的產品遍及全球。2005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毫無疑問，中國的快速崛起正是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模式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正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黃靖所指出的那樣：“一個強大的國家肯定是一個開放和包容的國家。”
世界一體化的程度越高就要求一個國家對他國的接納程度及寬容程度越高，封閉自己或強制性的干預他人最終將受害於自己。一體化讓大國的崛起趨於從零和遊戲過渡為相互受惠；崛起將越來越可能在世界各國的和諧中完成。當今世界交換體系的這一重大發展和中國的創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確立了中國的崛起將會是和平的。中國積極介入世界交換體系近30年的歷程表明，中國的發展與崛起既不是版圖和殖民擴張，也不是零和遊戲，而是一個與世界他國的互惠過程。這是與以往任何大國的崛起有本質上的不同。
事實證明，中國這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來給世界上許多國家帶來了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中國的周邊國家，及資本主義核心國，如美國、歐洲和日本均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對中國崛起始終耿耿於懷的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與納粹德國、蘇聯或帝國時代的日本不同。中國將2/5的出口輸往美國市場，並把貿易順差所得回投美國”。（美國《世界政治雜誌》3月刊）更值得關注的是：一個正在崛起、日益強大的中國不但和所有國家發展了友好關係及相互依存的關係，而且通過平等協商、互讓互利，解決了一系列有上百年歷史的領土問題。在解決領土爭端期間，中國的談判對手不是強大的沙皇俄國或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超級大國，而是幾個欠發達國家和虛弱的俄羅斯。
當今對世界真正的威脅，包括對現在世界體系核心國的真正威脅不是一個或幾個國家的和平崛起，而是某些大國，尤其是世界體系的現行核心主導國的傳統思維。即，對一個多元化國際社會的發展視而不見，對不同政體和文化不能包容，對自己滯後全球一體化飛速發展的體制不能進行改革和更新。
在全球高度一體化的今天，一個國家若以霸權的方式對他國內政的干涉，經濟制裁，軍事遏制甚至佔領不但會導致世界體系運營規律的扭曲，傷害許多國家的利益，並將付出令人難以承受的代價而最終危及自己。薩達姆政權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和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後果就是很好地例證。
事實上，世界體系發展到現階段，中國的崛起不一定意味著某些國家的必然衰落，但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遏制者一定會付出慘重的代價。在這個問題上，德國學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不愧為是個智者。他指出：“ 希望利用中國可能發生的危機甚至為其推波助瀾，以保證自己在亞洲及周邊地區的優越地位的意願被證明是把雙刃劍；中國經濟困難將不僅令美國，更將令整個世界感到切膚之痛；我們坐在同一條船上，而且看到中國保持穩定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必須停止佈道，必須認真看到中國的‘反’模式；認為世界是零和遊戲的想法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思維範疇；21世紀初，單單軍事力量不再是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基礎。與競爭對手中國的競爭將在創新、對新全球化挑戰和科技進步速度靈活適應的範圍內進行。”
總之，中國作為一個世界體系中的邊緣國家（發展中國家），在不到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說是20世紀世界地緣政治史和21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它雄辯地證明這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崛起模式順應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其重大的地緣政治含意就是與世界接軌和與世界體系相整合不等於要全盤西化；西方國家歷史上的發展——崛起模式和觀念並不代表今天這個時代的先進發展方向和科學發展觀。毋庸置疑，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這一進程正在顛覆性地改變著傳統世界地緣政治中過時的觀念和不合理的遊戲規則，他的崛起對構建一個更為公平和和諧的世界將帶來極其深遠的影響。置身於一個高速一體化的世界，大國，特別是西方大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思維和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及地緣政治學說，並客觀地認知新時期世界地緣政治的變化、本國的核心利益和中國的崛起。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7年6月號，總第11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