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濟統合
我們對於任何有助於兩岸人民利益的經濟與貿易便捷化與無障礙化均應表示歡迎，但是僅有貿易便捷化並不能夠帶來政治上的認同整合。以兩岸是否要簽署“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CECA）或“經濟合作架構”（ECFA）為例，雖然這是一個對台灣有利的協定，但是台灣內部即有擔心被大陸經濟控制或消化的疑慮。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本來就存在著“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邏輯，小的經濟體在與大的經濟體互動時，往往會陷入如何不被吸納、依附的困境。對於歐洲的小國而言，如何透過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的制度安排，遠較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公平競爭更符合本身利益。因此，1960年成立的EFTA內幾乎每一個小國，包括英國自己最後都選擇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離開自己所創立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對於歐洲大國而言，如何經由共同體與小國分享權力，也是凝聚整個歐洲認同、創造歐洲集體利益的必要決定。
僅僅是自由流動，對兩岸均有不足之處。對台灣之不足在於有可能失去政治自主，因而兩岸重疊認同並不會因經貿互動頻繁便捷而強化；對大陸之不足在於倘經貿交流不理想，更加深台灣人民對於大陸的不信任。因此，“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具有“共同體”（community）性質的兩岸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而非僅是貿易便捷化或自由化的共同市場，方是上策。
推動兩岸共同體可以從簡到難，逐步進行。除了長期呼籲的“兩岸經濟共同體”外，舉例而言，基於近來兩岸對於食品安全多有疑慮，而引發了不必要的政治爭議，可以由兩岸共同成立“食品安全共同體”，由雙方政府機構共同組成，以後行銷至兩岸的相關產品必須經由此一兩岸共同機構核發通過檢驗標準文件，在產品上印有“合於標準的圖識”。“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是任何一個統一國家不可或缺的制度，目前全球在一些相關產品上已有統一的標準，兩岸基於“與民謀利”的精神為兩岸人民把關，相信可以得到廣大共鳴，而這也將直接強化兩岸人民對於“共同體”的信賴與需要，對於強化彼此認同會有很大助益。
（四）身份認同
身份本即是“認同”（identity）的同義字。基於歷史因素，兩岸目前各有其政治上的身分歸屬。即使大陸對台核發“台胞證”，也是等於同意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的不同，一種“他者”的認知隨著不同歸屬而日漸強化。為了建立兩岸間的“身份認同”，“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兩岸人民在現有認同之上的第三認同，也就是對“整個中國”（中國人）的認同，促成“中華卡”（Chinese Identity Card，簡稱“華卡”或“C卡”）的實現，兩岸政府可以在審核後核發“中華卡”，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均可持該卡，免簽證進入另一地區，並享有一定的權益。基於兩岸人口、幅員差距，台灣方面的憂慮可以理解。因此可由中國大陸率先推動。在“台胞證”外另發行“中華卡”，或考慮以漸進方式取代“台胞證”。“中華卡”的發放可以推展至港、澳地區，甚而包括全世只的華人。
持有“中華卡”代表著整個中國的認同。筆者在前一期（三月份）《中國評論》月刊〈論兩岸與中國關係〉一文中，曾提及“同一性理論”一詞。中國大陸如果在憲政上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為同一，那麼亦應接受任何認同“中國”，但是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者，均應擁有身為中國人的權利。
兩岸政府目前的憲法均是“一中憲法”，主張與中國為同一，因此，“中華卡”的發放完全合乎憲法。至於“中華卡”可享的權益，容以後再討論。先提出一點，如果兩岸政府在政治上可以容許（憲法上沒有問題），“中華卡”甚而可以擴展至政治上的參與。
“中華卡”制度的推展對於兩岸認同的鞏固，與全球華人認同的建立，將產生關鍵性的重大影響。如果在權益上擴展到政治領域，它將是中國大陸或台灣可能在政治市場上對外開放（目前兩岸政治市場均是封閉，即只有持自己國家護照者能參與國家治理）的一個選擇。想想看，在春秋戰國期間，孔子可以周遊列國，尋求治國機會；衛國人衛鞅至秦國為相，在周天子的世只無國籍之差異（周天子時代的政治市場是以文化民族為基礎，當代的政治市場是以國籍為依據）而也因此，秦國卒能強大。未來持“中華卡”者，雖持他國護照，亦可為兩岸政府合法貢獻，不受“單一國籍”之限制，兩岸政府如此可廣納天下英才，共同為中華民族而努力，這不是一個足資傳頌的美談嗎？
“有容乃大”是中華民族的古訓，社會愈是開放、民族愈能包容，民族與國家愈易壯大。中華民族在全球擁有無數人才，兩岸政府誰能夠對其開放，誰將優先獲利，如果兩岸共同開放則是鞏固共同認同的最有意義抉擇。
（五）安全認同
目前兩岸政治上的爭議之一在於台灣方面質疑中國大陸為何不放棄武力犯台；大陸方面則質疑台灣從來沒有放棄走上台獨的可能。面對這個問題，“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兩岸和平階段化與相對化”的概念與政策。“階段化”意為兩岸安全宣示以四年為一期；“相對化”意為在台灣領導人正式做出“四年任內反對台獨”的宣示，大陸領導人也做出“四年內放棄武力與武力威脅”的保證。“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兩岸和平相對化與階段化”，以逐漸解決彼此的疑慮，為雙方建立友好互信創立基礎，以達強化彼此認同之功（至於這一相互的宣示與保證需不需要、可不可以建立一個客觀的查證機制，以免紛擾，這當然可以容後討論）。
在討論政策過程形成中，有“制度論”的學說。“制度論”可分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與“歷史制度主義”三種。“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告訴兩岸，在中國大陸的眼中，戰爭與台獨是同義字，因此基於安全與穩定，台灣必須理性地放棄台獨選項。“社會學制度主義”告訴兩岸，當追求安全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認知，一種習慣時，沒有人會嘗試挑戰這種論述，人民會自然而然地因為避開戰爭，而選擇放棄台獨。“歷史制度主義”告訴兩岸，當“確保和平”已經成為一個行之多年的政策時，人們也不會再嘗試選擇另外一種未來不確定的政策。這三種制度理論，都告訴我們一個有正面結果的答案，即只要“兩岸和平階段與相對化”一開始啟動，兩岸和平的大門就打開，而再也不容易關上了。
在台灣內部，我與黃光國、謝大寧等教授曾共組“民主行動聯盟”，在2004年開始推動“反6108軍購”時，即同步發展“兩岸和平論述”，當時並由七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共同聯名發表。2005年起，提出台灣應建立成為“台灣和平島”的論述，以“和平主義”尋求兩岸和解並節省經費用以發展台灣，而非依附強權，以購買軍購交保護費的“乖乖主義”（扈從主義）方式追求台灣的真正安全。未來“兩岸統合學會”仍然會持續此一立場，繼續推動。
（六）國際參與
如前所述，兩岸認同的開始轉折與斷裂就是起因於1993年李登輝先生推動重返聯合國開始。眾所周知，無論是“重返”、“參與”或是“加入”聯合國，牽涉到國際政治的現實，絕非台北一廂情願即可。這一個議題之所以在台灣歷久不衰，即使馬英九先生獲得執政，也不敢在這個問題上有所退縮，顯示出“參與國際活動空間”的確是台灣人民的一項需要。但是，對有心政客而言，此一議題的不斷炒作，將可有效將中國大陸塑造為一個打壓台灣主體性的“他群”，進而拉開兩岸人民的認同。我們雖然對於政客們利用此一議題操弄認同不予苟同，但是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存有高度的操弄利潤。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兩岸認同將長期受制於政客的操弄，很難真正的建立。或許可以這麼說，如果兩岸能夠在國際參與問題上找到解答，將有助於徹底地解構台獨人士利用“悲情”的可能。
北京方面當然也看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願意在台灣參與世只衛生大會（WHA）事情上讓步，胡六點就已經做了表示“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但是這種僅是同意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而不提“參與國際組織身分”的方式，是否能夠滿足台灣人民的需要，或者更清楚地說，是否能夠防杜政客們操弄此議題？答案想必不樂觀。但是在北京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上，又不可能接受台灣以正式會員參與國際組織，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兩岸統合機制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參與國際組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必須與主權國家參與；另一種可以容許主權以外其他國際法人參與。我們暫且不創造國際法，也不自行分類，就用歐盟參與國際組織的方式來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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