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上看，受兩岸血緣關係、歷史文化傳統、地理位置和地域人口、實力對比、國際地位與影響、發展趨勢等等基本因素制約，“台獨”本來就是一條走不通的路。還在1991年的時候，由於台灣“民主化”的若干重要問題基本解決，民進黨失去了攻擊國民黨的著力點，一度試圖以強化“台獨”訴求來維持對國民黨的進攻力度，並於當年通過了“台獨黨綱”。此舉一出，全台震動，導致民進黨在年底的選舉中遭遇重挫，“台獨”被稱為“票房毒藥”。此後民進黨開始淡化“台獨”色彩，90年代中期還展開趨向現實的大規模“路線轉型”。但在此同時，國共兩黨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分歧卻持續擴大，衝突不斷升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與我們對上述兩岸間延續下來的“政治對立”認識不足有關。在我們看來，中國的內戰早有定局，“一國兩制”的統一方案對台灣可謂是優渥到無以復加，根本不存在不能接受的道理；你不接受，豈非就是要分裂或“台獨”？在這種邏輯觀照下，不論是所謂“一國兩府”還是“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以至於“一個國家兩個地區”等等，都會倍顯可疑，甚至無異於分裂和“台獨”。正是在此對抗過程中，有人利用雙方的分歧不斷激化兩岸衝突，塑造島內民眾對大陸的敵視與不滿，最終導致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直至2005年，國共兩黨擱置了雙方在“九二共識”上的分歧握手言和，為台灣民眾展現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從而抽去了“台獨”勢力操作兩岸緊張的重要基礎，也成為國民黨能夠在去年選舉中獲勝的重要原因。今後的趨勢仍然會如此，只要兩岸主張和認同統一的人們之間真正能夠求同存異，保持良性互動，“台獨”就不可能再翻起大的風浪。
“胡六點”對中共和平統一理論重大發展之二：明確確立統一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階段
關於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劃分，是辯證唯物論認識社會的基本方法之一。“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以往在國內建設中走過的彎路，根本上就是混淆不同的發展階段、超越歷史賦予的現實可能性，追求純而又純的“一大二公”，目標錯了步步錯。只有正確認識與只定事物發展不同的階段和方位，才能制定出真正切合實際的、正確的路線和政策。
對統一長期性與階段性的認識，與上述對兩岸關係根本屬性的認識緊密相關。《告台灣同胞書》確立和平統一的大政策方針後，我們期望通過國共兩黨談判，直接實現“一國兩制”，及早完成國家統一大業。但是，蔣經國自始至終堅拒“一國兩制”，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直至其1988年去世。此後，台灣當局一方面全面推動西方式民主，並配合“動員戡亂”的終止而密集尋求兩岸新的政治定位；一方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訂立近程、中程、遠程三階段統一目標。面對這一“基本面”，應該說當時我們全黨的認識都是較為膚淺的；看著主張“台獨”的政黨“合法”了，看著李登輝對我們“僅僅”要求他們“改變中華民國的名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自治政府就行了”的統一方案置之不顧，就大大加深了對“台獨”的擔憂疑慮和對統一的急迫感。其中，由於長期未能從兩岸“政治對立”的角度看待問題，使我們對決定兩岸統一長期性與複雜性的深層因素、對台灣政治領域發生的結構性變化缺乏歷史的考察與全面的認識，從而將之更多地歸諸於“台獨”的干擾破壞，更多地歸諸於個人因素。
在此過程及以後很長的時期內，我們雖然逐步意識到統一難以在短期內實現，但對統一究竟將走過一個甚麼樣的過程尚不清楚，因而也就遠不能相應提出階段性的目標與策略，呈現出“長期性”與“立即性”相互交織的狀況。這種在現實可能與未來目標之間的長期錯亂，最大後果就是混淆了兩岸關係中類似於“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區別，把本來的合作者或者同盟者推到了一邊。在這過程中，國民黨一步步喪失在島內統獨問題上的“話語主導權”，在政治上不斷陷入被動；我們也不得不長期耗費巨大的政治經濟資源去反對與遏止“台獨”。其中最明顯的標志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獨將帶來危險”的“安全牌”一直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獲勝的重要武器；而發展到後來，“台獨”竟成為民進黨在島內政治中克敵制勝的不二法門。
進入新世紀以來，台海形勢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兩岸關係階段性特徵進一步彰顯。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社會不斷進步及其所展現出的樂觀發展前景，“台獨”仍然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我們有信心有能力確保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分割；另一方面，“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仍是島內多數民眾的選擇，統一在相當時期內仍不可能“一步到位”，仍有待通過長期的發展逐步解決問題。現階段“兩岸關係以和平發展為主題”、“努力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正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運用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全面審視台海形勢後得出的基本結論。
“胡六點”從政治、經濟、文化、涉外事務、軍事互信等各個方面具體描繪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整體架構與目標，標志著我黨統一階段性思想在實踐中發展成熟。這一基本主張，蘊涵著30年來對台工作正反兩方面的全部經驗教訓，找到了兩岸人民在統一問題上的“最大公約數”，開闢出以經濟文化各領域長期發展融合最終導向政治統一的正確道路。
對發展階段的不同定位與認知，必然會引伸出不同的目標與任務，產生出不同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政策策略。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明確後，看待事物、佈署工作的角度與方法也會和以往產生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人講兩岸不是兩個國家但現階段不統不獨，我們就不再認為是所謂“獨台”或者“拖延”；比如台灣方面官方人士以適當的方式出訪，就不能再一概視為是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至於那種認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不一定導向和平統一的擔憂，則可以進一步從中共一慣的“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思想方法來思考問題，進一步增強對我們自己發展的自信，進一步理解我們置身其中的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循環中偉大復興的宏偉前景。
“胡六點”對中共和平統一理論的重大發展之三：進一步明確甚麼是一個中國、怎樣堅持一個中國
與階段性緊密相關、不可分割的另一個問題，是統一過程中特別是兩岸接觸互動中兩岸雙方如何相互定位與相互認定的問題。這是20年來長期困擾兩岸的重大癥結所在。在對兩岸關係基本性質、對統一階段性問題認識逐步明朗清晰的同時，“胡六點”在這個問題上也與時俱進，破解了“發展難題”，為兩岸關係開闢出廣闊道路。
在“漢賊不兩立”的隔絕對峙年代，兩岸互指非法，各自“代表中國”；雙方在國際間的鬥爭雖然激烈，但相互間並不發生政治上的直接互動，鮮少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產生其他糾葛。到上世紀80年代末兩岸開始交流及台灣當局“終止戡亂”後，一個中國問題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需要雙方協商處理、共同維繫的問題；因為在和平統一的取向與新的國際國內情勢下，雙方事實上都不可能完全消滅對方的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