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相互默認”之涉外安排
對兩岸關係而言，各自在國際社會中的安排，也存在既要維護“一中”原則，又要保有自己的主體地位，於是兩岸在國際的安排便是雙方長期敵對和敵意的來源。如果兩岸可以在“一中框架，互為主體，治權自主”的基本立場上，相互默認，則在兩岸的涉外事務上，就可以本兩大原則，加以思考：一是在外交活動與外事活動上加以區分；二是在國際組織參與和國際組織活動的參與上作出區分，以使得兩岸在涉外事務上尋找出合作維護“一中”的辨法。
在外交活動與外事活動上加以區分：與兩岸之間的理念相同，在處理棘手的涉外議題上也必須將國家與政府區分開來。國家從事外交活動，而政府從事外事活動，兩者皆為官方活動。原則上在每一個國家中均以“外交”代表國家，而“外事”只處理涉及該治權範圍內之人民相關的權利、義務之保障。所以表現在國際上，“國家外交”表現為有國家承認，有國家邦交，有政府往來；而“政府外事”表現為無國家承認，有政府默認，有官方往來。兩岸各有的“國家外交”依現行國際法行之；至於兩岸各有的“政府外事”具體事務的範圍與對象上，再由兩岸當局協商處理，某些複雜的地區在兩岸協議的基礎上，再與對象國協商作出合理安排。
國際組織參與和國際組織活動的參與：這一部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各國際組織的基本規定，兩岸當局的參與都必須依據已經設定的規則，在合作的前題下，依適當的身份尋求可行的辦法，參與組織或組織之活動。
在涉外的議題上，台灣以往相當一段時期掌權的政客，總是將一切的失利卸責給“一中原則”，把失敗歸咎於北京政權的打壓，故意簡化涉外事務的複雜性。事實上在涉外事務上，不是北京一家說了算，所以台北的空間也決不是北京要打壓就可以成功，其中不但涉及國際法，特別是涉及他者的國家利益，是一場綜合利害的多方博奕的結果。台灣人民必需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在兩岸和解之後，應有充分和理性的心理建設：兩岸和解只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或是一個開始，並不是全部，更不是答案。所以在兩岸“相互默認”的政治生態形成的過程中，雙方尤其是台灣方面，應該誘導媒體擴大對國際，特別是對亞洲，對各類國際組織活動的介紹和報導，開拓台灣人民的國際觀，才能以開放的心態迎接兩岸“相互默認”後的台北涉外空間的新形勢。
結語
“胡六點”的講話，一方面總結了中共長期的對台政策延續性，一方面也為現階段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方針，闡明了北京政權的構想和方向。從構建兩岸和平穩定的框架來看，北京已經認識到兩岸由於尚存“政治對立”的事實，所以當前兩岸需要“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我們以為有了這樣務實的思考，兩岸才能探索新關係。
有鑒於兩岸關係的獨特性，所以打開僵局就需要許多的新構想。這些新構想必需從傳統以“主權國家”為典範的政治學、國際法作為立足點，但又不能囿於傳統的學理和方案；所以利用兩岸的特殊情況，探討新的統一模式，新的民族國家模式，其自身就像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一樣是一個複雜而艱巨的學術工程。此一工程是既需要超前的理論假設，又需要大膽的實踐作為。以理論假設去指引實踐，以實踐檢證假設，補充假設，完整假設；一旦經由實踐檢證的假設，成為兩岸的互動的習慣模式，再進行談判才容易有結論。
兩岸的政治難題長期以來，一再被視為難題，所以兩岸當局有“先易後難”的默契。然而無論以理論邏輯（經濟是利益邏輯，政治是權力邏輯，二者容有相似，但不相通），或是以經驗邏輯來看都不可能自然銜接。因此兩岸經濟互動，利益互生是可以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兩岸的文化交流，認識提升是可以為兩岸關係的和平，提供免予誤解的保障；但都不可能必然解決“權力”的困擾。在兩岸的政治議題上，兩岸精英尤其需要解放思想，創意思考，超前議論。兩岸當局可以先做再談，邊做邊談，邊談邊做，談妥再做，邊做邊修都是可行之道，不拘一格也是兩岸特殊性的表現之一。未來兩岸之間的政治安排極有可能就是從邊做邊談的方式中，找到和平發展的道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5月號，總第13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