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0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3月19日刊載邱震海的文章《東西方心理秩序調適：呼喚思想家及其對話》，文章說，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崛起的態勢和速度的發展，東西方世界的一些分歧時有發生，這提出了一個深層問題：究竟如何看待和應對雙方心理秩序的調適？如何將民族心理因素提升到思想高度展開對話，顯然已日益重要，而這樣的任務顯然必須訴諸雙方的思想家。摘要如下：
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崛起的態勢和速度的發展，中國和西方世界的一些分歧時有發生。這向人們提出了一個深層的問題：究竟如何看待和應對隨著中國崛起而帶來的中西雙方心理秩序的調適？
從過去五百年乃至一千年人類歷史的縱向來看，中國崛起是給人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件。過去千年，以五百年前的西方崛起和東方衰敗為標誌，東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現了大換位。過去五百年，西方現代化給人類物質和精神寶庫做出了巨大貢獻，也使現代化幾乎等於西化的代名詞，而西方價值觀則非常強勢。
一百五十年前，以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為標誌，東方開始了其現代化的艱難進程。遺憾的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原因，洋務運動全面失敗，明治維新則以物質層面的成就取得了基本成功。
對中日兩個東亞民族而言，這是雙方首次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調適過程。對東西方關係而言，這卻是東方現代化首次開始其歷程的標誌。只不過由於明治維新僅完成了物質現代化，而沒有觸及日本民族的精神現代化，因此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犯了民族精神世界的集體錯誤，也因此使日本遭受了民族現代化歷程上的重大挫折和倒退，也使日本在戰後被納入西方陣營。再加上日本雖然經濟實力全球第二，但畢竟在面積、文化等方面都屬於小國，同時整個亞洲地區二戰後依然整體落後於西方，因此日本現代化給西方帶來的集體心理衝擊的規模和影響都是有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