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態度背後反映的是決策層對當前物價上漲成因之複雜、根治之困難的清醒認識。事實上，大陸此輪物價上漲是“內外夾擊”的多因綜合症，既有本土市場成本上升推動和貨幣超發的影響，也有來自國際市場輸入的推波助瀾。
首先，成本上升是推進物價上漲的重要推手。中國當前已進入高成本時代，勞動力在“升值”，同時，受到融資成本上漲、匯率風險加劇，以及土地、資源環境等成本上升的影響，企業成本高漲，進而帶動產業鏈相關產品和服務價格上升。
其次，貨幣超發引起“錢越來越不值錢”，進而推動中國物價上漲。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發展引致貨幣需求的擴大，以及大量外匯流入，更有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導致大陸央行不斷增加貨幣供應量。有數據顯示，2000年至今，中國通脹消耗了3/4的財富，也就是說現在的100元人民幣，只相當於2000年時的25元，而今年9月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與GDP的比例已從2000年的1.5比1上升至2.6比1，貨幣供應速度遠超過GDP增長速度。流動性過剩進一步加大中國通脹壓力。
最後，美國連續兩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持續“發酵”，引導美元貶值，削弱了美元資產對短期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導致大量國際“熱錢”湧入收益率較高的中國，這無疑加劇了中國本土市場流動性過剩問題，進一步推動資產價格上漲。另外，鐵礦石、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也通過進口途徑傳導至中國，引起大陸商品價格上漲。
因此，若要從根本上穩定物價、解決通脹難題，靠“價格管制”這樣的行政手段根本行不通。必須對症下藥，內外並舉，多個“組合拳”出擊。
一方面，中國須嚴格防範跨境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應對“熱錢”流入所引起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同時，中國要利用好手中的高額外匯儲備，支持企業海外拓展，實現“藏匯於民”、“藏匯於企”，既解決企業海外投資融資難的問題，又減輕“外匯占款”所引起的通脹壓力。此外，中國還應與其它國家聯手，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改變美元定價機制，擴大對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話語權。
另一方面，中國須拓寬民間投資渠道，引導大量富餘的社會資本和新增信貸流向實體經濟和新興產業，既能引導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增強消化高成本的能力，防止生產成本上升所造成的物價高企，又能讓投資者手中的“游資”有的放矢，實現增值。同時，大陸還應利用財政杠杆“分好蛋糕”，建立一個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從而大幅度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使其在與CPI的競速中獲勝，進而提振其購買能力和消費意願，技能避免消費者對物價高漲的心理恐慌，也能促使中國經濟結構從外需拉動向依靠內需拉動的完美轉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