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說初期，即便不能找到合適的代理人，起碼我們可以尋找與中國市場聯繫緊密的企業集團，用他們的院外游說達到影響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決策的目的。尋找和培養相應的能夠讀懂和運用國際法的人才和律師，仍然是我國要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去解決中美以及和其他國家間貿易摩擦的重要砝碼。談判不應該一味退縮，適時地和美國說不，也是一種手段；國家更應該培養重要人才去參與到這些國際性的談判中；不僅是在國際貿易方面，從對外投資和國際合作的方面來看，我國也應密切和美國的利益集團進行聯繫和公關，受益肯定是體現在長期的。
2.合理利用多邊貿易機制應對貿易摩擦
在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當中，日本處理貿易摩擦的主要手段都是以雙邊協調和談判為主。因為這個時期美國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採取的是全力支持和有效提攜的做法，日本本身也還沒有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日本總結出的“以柔克剛”、“軟磨硬泡”的談判方法，並同時用大量的公關資金在美國找到公關人員同美國的利益集團和國會議員打交道，都使得最後日本出口的損失減小。GATT的爭端解決機制並不健全，也是美國沒有運用多邊貿易體制解決貿易摩擦的原因。在WTO建立之後，日本積極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在日美膠卷貿易摩擦案件中勝訴，增強了日本的信心。
我國到目前為止已經結束了加入WTO的過渡時期，對WTO規則的了解和掌握逐漸加深，可以嘗試向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尋求解決中美貿易摩擦的辦法，並同時注重雙邊的磋商和談判，可以更好的減少貿易摩擦帶來的不利經濟影響。
3.調整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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