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據估計，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對GDP的貢獻高達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嚴重偏高的房價收入比，使得公眾只能望房興嘆。不僅如此，房地產更成為許三多、許宗衡等高官尋租的黃金寶地。對一個素有“安居樂業”傳統的國度而言，“房事”已經上升成為一個關乎全局的政治問題。
再次，“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大幹快上，質量安全隱患令人憂心。2009年出台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更為地方政府的亂投資提供了政治背書，導致地方融資平台債務飈升至10萬億以上。地方官員為了在任期內出政績，不少項目趕工，質量問題層出不窮。例如，據報道，耗資1.3億英鎊的廣州大劇院，對公眾開放僅一年後，墻壁和天花板就出現巨大裂痕，玻璃幕墻脫落，雨水不停滲透進內部。有“亞洲第一站”之稱的京滬高鐵南京南站開通不到十天，北廣場已有數千平方米的地磚被施工人員全部敲碎，重新鋪設。當然，“鐵公機”也是腐敗重災區：鐵道部長劉志軍、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等多位高官落馬，河南省交通廳更是創下連續四任廳長被雙規的記錄。
最後，食品安全危機成失控之勢。2007年爆發的三聚氰胺事件，並未成為食品安全問題的終點站，而是成了起點站。今年瘦肉精事件之後，食品安全危機幾乎是“遍地開花”。地方政府的GDP崇拜、選擇性執法、彈性執法，致使打擊食品造假的努力一再落空。
這種“低質量”增長的危害自不待言。它危及公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其代價是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
更重要的是，必須看到，“低質量增長”的本質是社會財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業通過污染、偷工減料、胡亂添加等途徑將生產成本“外部化”，轉嫁給社會公眾承擔；另一方面，官員則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尋租。其結果就是收入分配兩極化加速，雖然中國人均GDP不及美國的十分之一，但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的指標）已經與美國相當。
收入分配兩極化、企業的尋租致富、官員的腐敗，構成了具有破壞力的組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9年在劍橋大學演講時引用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話：“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誠哉斯言。
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讓大多數人被拋下，否則列車就有脫軌的危險。
如何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成功的大眾化？首先，政府應放棄過多的權力，逐步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讓市場在資源（特別是土地、金融）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壟斷，通過優化競爭“還利於民”。再次，強化政府財政開支的透明度，以輿論監督來擠壓政府亂投資、亂消費的衝動。最後，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要實現司法獨立，這是杜絕官員腐敗、企業尋租的根本路徑。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們的目標，GDP總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們的目標，低質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們的目標。讓經濟發展真正造福於最廣大民眾的利益，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為此，我們需要慢下腳步，讓靈魂跟上腳步，讓大多數人生活的夢想不被經濟的車輪碾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