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主動出擊：如溫家寶所言，中國調低經濟增長是“主動調控的結果”。主動與被動的區別在於，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當前有一種觀點是，在以歐洲債務危機、外部需求萎縮為代表的經濟壓力，以及中東、北非街頭革命為代表的政治壓力下，中國此時改革是因為外部環境惡化而不得不為。倘若如此，那麼外部環境轉好，改革收兵，一切歸位，這便是假改革。實則，外部原因並非主導。回首這些年的中國故事，大量廉價勞動力、改革釋放高效率、“入世”吸納高產出，乃是中國繁榮的秘密。但如今，這些因素都面臨變化，未來中國經濟與社會，不僅需要習慣個位數增長，更需要主動再改革、真改革，走向縱深。
改革需要凝聚共識：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今年“兩會”前後，關於深化改革的呼聲都不絕於耳，可見共識正在形成，乃至關於實現路徑的討論也變得熱鬧起來。“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溫家寶如是之言，很容易讓觀察家們將改革與輿論熱議的“頂層設計”相關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將拉開大幕？而再觀“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的表述，又可見中國再改革應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民間創新之間良性互動、螺旋發力。
改革需要切中要害：中國再改革往何處去，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科學部署，找到切入口、突破口，抓住時機。過往，談及中國再改革，激進者有之，保守者有之，更多的是苦於改革之難而不敢行動、不知如何行動的糾結，改革之功用在經歷初期階段的試探摸索、發展階段的大刀闊斧之後，也逐漸成為一些地方、一些機構謀取利益的工具，改革的時機被拖延、空間被擠壓。如今，良機再次來臨，中國高層也展現出較之以往更強的條理性，“涉及到金融企業和房地產企業的利益，改革的阻力相當之大。這是改革的難點”，溫家寶不僅找到了發力點，而且在政府工作報告列出了今年改革的六大任務，明確要把理順五大關係作為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的重點和關鍵。
由是觀之，再改革這條由中國主動選擇的道路，縱然有風險，也必須堅持下去。而當兩會落幕之際我們看到中國改革之決心愈發強大，共識逐步形成，部署陸續展開，路徑逐漸清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