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頂層設計”就應強調自上向下設計，要有全局性、前瞻性，不能顧此失彼，同時還應體現可持續性。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就已在許多學者參與下，制定了實行市場經濟的框架性總體設計方案。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更是一套受中外有識之士好評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對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完善做出總體規劃。這些規劃設計的執行，帶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繁榮。可以說，是否堅持改革的頂層設計是判斷改革能否取得成效，能否促進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環節。
20年來，中國的GPD增加很多，但積累的危機也更重了。每項改革都試圖解決一個已存在的危機，但改革本身又帶來新危機。“改革頂層設計”，是醫治單打獨鬥的良方。
舉例來說，以往一些農村實行大包，即交足國家的，留下自己的。但由於一些地方忽視了集體一面，水利設施等沒有保護、完善。個中之因也是一些基層農村改革缺乏“頂層設計”。其實，中央在上世紀末，連續下發的幾個一號文件都強調統分結合的責任制。而今，山東等地農民自願組織的專業合作社，既保留了大包幹的積極因素，也避免了各顧各的問題，是農村改革的新事物。
而今，在中國養老保險體系的改革中，有專家指出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嚴重失衡，但決策者似乎未意識到失衡的惡果，繼續走大包大攬的老路，結果，國家成可萬能神父。
可見，改革“頂層設計”首先要尊重民意。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抑或是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公眾，要看公眾擁護不擁護。一個改革方案一旦絕大多數公眾不贊成，即使出台了也等於無用。
現在的改革和30多年前有所不同，需要改革的決策者具備戰略眼光，不能拘泥於“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將整個戰略布局做得更好。因此，做改革方案需要走民眾路線，不能靠幾個“秀才”苦想。反觀一些地方改革不了了之，恐怕與做改革方案沒有聯繫群眾不無關係。
改革的“頂層設計”更需要著眼於公眾利益，而不能只考慮集體或部門利益，這也是改革能否持續的另一關鍵。時下，一些地方大部制改革，儘管很快完成，但官僚主義作風依舊，就不能說改革取得成效。因此，改革的“頂層設計”能否成功還需要接受實踐和公眾的檢驗。
不過，中國目前靜悄悄推進的鐵路、金融和壟斷行業改革，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高層抓改革的務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