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們對香港獲得高度認可且名列前茅的大學體系感到驕傲，但我們並非不遭受同樣壓力。盡管歐洲的資助方已經拋棄在評估研究時使用“影響因子”等基於引用次數的指標，但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其學術研究評估方針中表示，它可能會非正式地使用“影響因子”。一些大學還根據其研究人員刊載文章的期刊的“影響因子”支付獎金，因此這可能產生在內地造成腐敗行為的同樣充滿誘惑和扭曲的激勵體制。
如果“影響因子”體系問題如此嚴重，那麼替代性選擇是什麼？有一些應當明顯被納入考慮的因素，例如教學質量，以及隨後繼續從事更重要和更有益工作的學生的數量。影響力可以是改變政策、設計其他研究可以憑借的開放軟件或數據，或者通過媒體報道激發公衆的興趣和參與。
這些標准也可能遭遇弄虛作假，但擁有更廣泛的“替代性指標”將使得該體系更難被操縱。中國正取代美國成為研究論文的最大產出國，但中國需要更注重質量而非數量。（作者斯科特•埃德蒙茲、羅布•戴維森系香港開放數據組織科學工作組成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