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拜登政府對美中主要是“對手”的定位已經比較明晰——不是“夥伴”也不是“敵人”。一方面，美國官員提到對華政策時總是以“競爭”為主”，提到過“合作”（比如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但次數很少；另一方面，拜登上任後兩國高層已經不止一次通話，而且選擇了“充分准備”之後的時間點，美中之間希望有效溝通的願望十分明顯。拜登也多次強調和中國之間是“競爭關系”并非“衝突關系”。拜登政府早就宣布，會讓專門團隊全面審查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包括美國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的情況以及對中國等國家的依賴程度；這都是“競爭”大背景下的行動。
第二，以民主為“旗幟”的盟友體系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核心。民主和盟友是拜登政府整個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對華政策又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當然核心不變。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打算使用這個他們擅長的“大招”，而且一定要拉著所謂“民主盟友”。國務卿布林肯幾乎批判特朗普政府的一切卻“繼承”了對新疆等問題的指責和主要對付中國的印太戰略；國防部專門設立處理中國事務的辦公室，部長奧斯汀將中國稱為“北約關切”。拜登從競選期間到大選勝利再到就職後，一直在強調“美國歸來”，“團結盟友”；不論是已經完成的在北約重要會議和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首次以美國總統身份露面演講，還是宣布將在執政初期召開“民主峰會”的計劃，拜登都把“中國”——與盟友一起應對中國——作為重要議題。
第三，拜登政府時期的美中關系還遠未定型。拜登政府對中國的“耐心”，來源於過去幾年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來源於特朗普時期兩國急轉直下到近乎“脫鈎”危險境地所積累的種種問題，來源於美國目前疫情嚴重、經濟衰退等需要盡快解決的“內政”危機，也來源於美國重新贏得盟友信任共同面對中國需要的過程和時間，拜登的“戰略耐心”，一方面會讓兩國錯過一些合作的時機甚至積累更多誤解，但另一方面客觀上也給美中雙方都帶來了一定的思考和騰挪空間。
總之，從目前雙方的“言語交鋒”來看，中國軟中有硬——多次表達對美中關系回到正軌的企盼但先把“紅綫”畫好；美國硬中有軟——總體把中國放在“對立”的位置上但畢竟“競爭對手”定位和幾個月前的近乎“敵對”相比態度還是有緩和。這樣的“關鍵詞差異”未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可能會還會持續，美國和中國也大概率會保持現在這種顯得疏遠、時有“口角”但也不激化矛盾的狀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