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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走向和平、融合、統合，最終走向統一，是一個不以人的喜歡或不喜歡而決定的必然趨勢。 |
中評社訊╱題：必然的趨勢：評任雪麗教授關於“台灣四代人”的論述 作者：章念馳（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一個不謀而合的結論
前不久，我撰寫了《兩岸關係二十年：感受與啟示》（發表於《中國評論》2007年4月號總第112期），提出了兩岸走向統一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統一作為一個過程，在這二十年來的兩岸交流交往、經濟融合和對話談判中已經成功展開；但統一又是一個很曲折的過程，這過程中會捲起“台獨”的濁浪，如同烏雲會佈滿兩岸的晴空，這是台灣特殊的歷史經歷與社會政治決定的。然而，這種追求會讓島內民眾付出極大代價，最後人們像發了一場麻疹或感冒，會摒棄這種極端追求，兩岸的前景會是光明燦爛的；在決定兩岸命運的過程中，大陸因素具有決定性意義，我們需要深入瞭解台灣，制訂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我們沒有一整套與生俱來的對台政策與理論，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地完善我們的對台主張，從而去贏得台灣民心。我文章中的潛台詞是勿急毋躁，不要被“台獨”的表面現象嚇慌，要認真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的立論可以說完全是經驗主義的，是自己近二十年從事兩岸關係的心得。
然而，我從3月22、23日新華社的《參考資料》中，讀到了美國的兩岸關係學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教授關於《台灣理性主義的興起與影響》一文，讓我非常興奮。她從島內四代人的思想形成和性格特點，去解釋了島內政治和兩岸現狀，去闡述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原因，以及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變化，細緻刻劃了兩岸尖銳對立後面的歷史因素、制度因素、國際因素等。
任雪麗指出，1931年以前出生的為第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度過的；1931—1953年出生的為第二代人，是國民黨專制鼎盛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們為民主化與本土化付出了慘重代價，他們代表了兩種極端意識；1954—1968年出生的為第三代人，他們成長於台灣的政治過渡期，他們的意識較第二代淡薄多了；1968年以後出生的為第四代人，是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基本完成後的一代，他們的意識與追求與前幾代有了更大的不同。
這四代人中的第一與第二代人對兩岸關係最具破壞性，“去中國化”、“正名”、“制憲”、“愛台與賣台”、“認同台灣”等極端訴求均出自他們，如今活躍於台灣政治舞台的也均是這批人，如李登輝、李鴻禧、辜寬敏及陳水扁、呂秀蓮、邱義仁、陳唐山、遊錫堃、謝長廷、蘇貞昌等；當然這兩代人中還有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但這批人的政治影響力在逐步消退。年輕一代台灣人的看法傾向于務實，如段宜康、羅文嘉、李文忠、郭正亮等民進黨人則提出了“新民進黨運動”，公然挑戰前兩代人。而第四代人則對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表示冷漠，他們不以講“台語”自詡為“愛台”，他們相反選擇了講“國語”；他們對強調自己“愛台灣”的人表示厭惡，他們嘲笑持極端意識形態的人，認為統獨都是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是不真實的問題，他們開始摒棄仇視中國的孤立主義。相反，他們認為一個遼闊的、欣欣向榮的祖國是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們希望大陸展開胸懷接納他們。經過細緻調查與研究，任雪麗教授對兩岸前景表示樂觀，她並不認為時間不在大陸一邊，她也不擔憂台灣年輕一代會徹底被“台獨”洗腦，她對有些人認為即使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台灣年青人也不會認同中國的論調表示質疑。
一個純粹的美國人，對兩岸前途作出如此判斷，是令我們耳目一新和深感興奮的。且她的判斷與我文章的立論不謀而合。她是實驗主義的，即通過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多年的追蹤、調研、分析，尤其通過她的“焦點小組”問卷調查與訪問，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結論顯然不是趨炎附勢的。而我的研究則是經驗主義的，從歷史的研究和實踐中來，她的結論可以說是我文章的一個很好的佐證，證明吾道不寡。
一個真正學者的知者之言
去年，任雪麗教授在復旦大學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這期間曾兩次來東亞所訪問。我問她，近年在做何研究？她說，在研究台灣年青人，已進行若干年了。這真讓我汗顏，我等皆是以統一大業為己任的人，卻鮮有人去研究台灣年輕一代的。我知道她很早就開始兩岸關係研究，當我們對台灣政黨政治生態還比較陌生、還未充分認識民進党為何物時，她已出版了《台灣政治的改革》（1999年）、《從反對黨到執政黨：台灣民進黨》（2001年）等專著。我又問她，像她這樣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美國有多少？她說，大概五個。這又讓我惶恐不已，我們可以說有千軍萬馬在從事對台工作，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人也有萬計，卻鮮有以階層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台灣社會的。
任雪麗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她身上沒有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或台灣問題“專家”那種傲慢，那些人只有立場而沒有學問，只會一味地為美國利益與立場辯護。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上充斥著很多以一般常識去看待台灣問題的人，他們完全忽略了幾代台灣人成長中的不同歷史背景與政治現實，忽略了台灣問題的特殊性。而任雪麗是搞學術的，是尊重事實的，是從科學研究中去尋找結論的，這實在是很罕見的。有一次我接待美國智庫蘭德公司一名中國問題專家，他自傲地說，他是美國真正的台海問題專家，就像大衛森學院的任雪麗，最後他又拖了一句——當然我要比任雪麗稍差一點。
一個真正的學者的判斷，不應當是從表面現象去得出一個武斷的結論，而應該用科學的研究態度。任雪麗說：“我沒有籠統地考察輿論趨勢，而是對資料加以分析，弄清觀點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齡組之間分佈的。”她曾數十次前往台灣調研，從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就如1925年，國共鬥爭期間，毛澤東就在調研基礎上寫出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從而指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任雪麗教授對台灣問題的研究也是採用了對台灣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方法，指出台灣的特殊經歷產生了“台灣民族主義”，但這“民族主義”在台灣四代間的影響在逐步遞減；尤其在兩岸開放交流的近二十年中，台灣的“民族主義”與大陸的“民族主義”在交融，堅持“台獨”或反對改善兩岸關係趨勢將得以緩和，只要大陸措施得當，兩岸前景未必悲觀。她的看法未必是在討好美國，也不是在討好台灣，更不是在討好中國大陸，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知者之言。
日本有位著名的兩岸關係學者叫若林正丈，他寫過一本專著，說台灣與中國本是一國，但台灣割讓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並不一致，然而，兩岸的開放交流、經貿、對話、談判……讓這兩個不同的“民族主義”漸漸融合，以後可能形成一個新民族主義。若林正丈教授的結論與任雪麗教授的結論竟也不謀而合，這也許是學者過於樂觀的結論；而政治家面對嚴峻的兩岸關係與陳水扁之流的挑戰，可能並不樂觀，這畢竟也是一種政治現實，但現實終究要讓位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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