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妥協、投降來應對日本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前，對日軍在東北的挑釁，蔣介石電令張學良的東北軍“不予抵抗，力避衝突”；事變之後，蔣電告張學良，以“地方事件”處理，要張“避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侯中央處理”。於此，東北軍不戰而潰，至1932年1月，整個東北國土淪陷。為確保既得戰爭利益，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以“一二八事變”侵佔上海閘北。駐守上海的國民黨19路軍違背蔣介石指令，奮起抗戰，一個多月內，以前後總計不足4萬人的兵力（後有部分5路軍自動參戰）抗擊著不斷增援的10萬日軍。上海抗戰得到上海和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持。然而，蔣介石政府卻按兵不動，對十九路軍不僅不增援、不補給，反而停餉甚至截留各地捐款，還電告各部隊“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5月5日，蔣介石政府與日本簽定《上海停戰協定》，依此協定，日本軍隊可駐紮上海並擴大其駐防區域，中國軍隊只能退到昆山、蘇州一帶（19路軍抗日艱困，敗退至此），不得進駐上海。此外，協定附帶3項“諒解”：（1）中國取締抗日；（2）19路軍換防；（3）浦東及蘇州河南岸中國不得駐軍。其後，蔣介石陸續與日本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包括1933年5月讓華北門戶洞開的《塘沽協定》；1934-1935年通過通車、關稅等協定對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予以默認；1935年5月和6月先後簽署喪失冀察兩省主權《何梅協定》、《秦土協定》；1935年9-11月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對日本“華北5省自治”圖謀予以妥協，實行變相自治；1935年6月頒佈媚日的《敦睦鄰邦令》，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論、行動，“如有違背，定予嚴懲”。
二是念念不忘剿共。蔣介石政府採不抵抗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他急於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蘇區。因此面對剿共、御日兩個戰場，他寧與侵略者妥協，任由國家領土主權被肆意踐踏也要繼續剿共到底。1936年10月31日又發起對紅軍的總攻令，終於激出“西安事變”；加之英美與日在華利益矛盾激化，國民黨內親英美派與親日派矛盾尖銳，英美派抗日主張佔據主導地位，至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才被迫確立“聯共抗日”的政策，但同時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透露出蔣介石政府並沒有根本改變反共滅共政策。1938年10月武漢、廣州淪陷後，日本將進攻重點轉移到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抗日根據地承擔著抗日主戰場的艱巨任務。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政策，扭轉了聯共抗日政策。
三是對日、英、美等帝國主義始終抱有幻想。作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政權，其財富的累積是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殖民侵略、利益豪奪而達成的，因此它自覺成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對帝國主義的依附，使蔣介石政府喪失民族氣節，並必然對帝國主義的“善意”寄予極大的期望。
面對日本，1934年秋蔣介石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希望日本瞭解其剿共苦衷，謀求與日“敦睦邦交”，寄望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適可而止。日本將計就計，1935年1月拋出“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新對華方針，要與國民黨政府“調和感情”、“增進邦交”。這大大鼓勵了蔣介石，表示有了日本這番“誠意”，他一定會“制裁一時衝動與反日行動，以示信義”，隨即派人去日本交換“親善”意見，直到正式頒佈《敦睦鄰邦令》。
然而，蔣介石的“信義”換來了日本真正的善意、誠意了嗎？對英美帝國主義國家，蔣介石同樣抱有極大的幻想。蔣介石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後求助國聯，寄望國聯出面主持“公理”，進行“調停”。結果，國聯卻提出了一個對中國東北“國際共管”的方案。“盧溝橋事變”及“八一三事變”後，英美對日本侵華仍採取“不干涉”政策，一方面希望日本在中日戰爭中得到力量的削弱，降低其在亞太爭霸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又要從戰爭中發財，大量向日本、蔣介石政府輸送軍火；此外，還希望日本消弱中共力量，並唆使日本進攻蘇聯，因此，鼓動“和平解決”中日戰爭，壓制中國抗戰，促使蔣介石對日妥協。1937年蔣介石被迫抗戰後，再次呼吁國聯和英美援助，要促成國際聯合制裁日本的局面。並向國聯提出申訴和譴責日本侵略、協助中國等4項建議，國聯除了承認日本侵略中國，違背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外，將中日問題提交九國公約國開會討論，而在九國公約國會議前，美國就提出要給日本以經濟上、政治上的安全感，必須為日本保證原料及市場，會議上英美等國否決了中國、蘇聯代表提出的制裁日本的提議，會議最終通過的報告書，僅建議“中日停戰，改取和平進程”了事，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蔣介石對日、英、美國家的幻想，實際成為對日妥協、縱容，不僅沒有遏止日本侵華的野心，反而助長日本氣焰。日本先是拒絕接受國聯決定，並宣佈退出國聯，其後，不僅將戰火延燒全中國，更波及亞太地區，甚至直接對美宣戰。
正因為蔣介石政權如此抗日，才導致全中國大片河山不斷淪喪。全國各階級、階層中對蔣介石及其政權抱有幻想的人，特別是中間派別、民主人士和團體，通過抗日戰爭，開始認清了蔣介石獨裁專制、喪失民族氣節的真面目，也從此，全國人心向背出現變動，國民黨地位開始降低，共產黨地位開始提高，國共兩黨的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變化。蔣介石政權在大陸的執政根基大大鬆動了。
寫到此，筆者還要特別說明，抗日期間，雖有國民黨軍官兵浴血救國，他們的事跡可歌可泣，永垂青史，但有著蔣介石這樣性質的政府和對日政策，這些真正抗日的國民黨官兵自身都被蔣介石出賣、剿滅，更遑論能扭轉當時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整體潰敗的局面，也改寫不了蔣介石消極抗日的鑿鑿史實。國民黨及一些台灣學者更不該以少量正面戰場的浴血奮戰掩飾正面戰場的整體敗績，否則將是對這些抗日官兵以生命呈現出來的民族大義的無情消費，是對這些官兵極大的不尊重。
釣魚島危機下的日本對台手段似歷史重演
在釣魚島危機中祭出對台手段與日本當年瓦解抗日力量的手段如出一轍。當年日本侵華手段，一是扶植傀儡政權。先有不甘封建王朝被推翻的溥儀出任日本建立的“滿洲帝國皇帝”，後有與蔣介石權鬥了一輩子的親日派汪精衛，成了日本加緊拉攏扶持並成立的汪偽政權，不僅幫日本“管理”佔領區，而且幫日本對抗日根據地的軍民進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消滅抗日力量。二是拉蔣反共，分化抗日力量。全民抗戰的14年中，日本利用蔣介石的獨裁、反共私心，在扶持國民黨內反蔣派的同時，一方面對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軍事進攻，對蔣施壓，以摧毀蔣介石抗日信心，另一方面誘蔣反共，分化瓦解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聯蔣滅共為誘餌，逼迫、誘使蔣介石政府對日妥協、投降。
映照當前，面對台灣保釣決心，日本擔心兩岸聯手對日。為防止兩岸合作，日本對馬當局如對蔣介石政府一樣的軟硬兼施。一方面在釣魚島海域強硬宣示主權的動作不斷，另一方面利誘台灣，寄望從台灣方面為其竊取釣魚島主權尋求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利用馬當局對美日的依賴心理，滿足馬英九當局的內政需求。
馬當局最需求甚麼？一是台日漁業協定談了16年仍未果，台灣漁船常常遭到日本驅離，甚至屢有衝突，漁民對當局無能極為不滿。因此，馬上台後一再呼吁日本就雙方漁業糾紛進行談判。二是馬當局既望提升與美日等西方主要國家的實質關係，並加入國際組織及活動，當下是寄望躋身東海南海紛爭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擁有發言權，希望參與東海資源開發，分享東海資源。日前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但沒有得到其預期的國際回應。三是擺脫當下的內政困境，提升民意支持度，為未來選舉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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