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論述，還是德國統一進程中處理經濟互動與政治互動的作法，抑或歐盟由經濟合作到政治統合的經驗，儘管它們對於經濟和政治關係的論述和實踐各有所側重，但基本共識有二：一是經濟關係對於政治關係具有重要影響，特別是能為政治問題的解決創造基礎和條件；二是政治關係對於經濟關係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欲深化和擴大經濟互動需要有政治上的努力和行動。
就目前兩岸的經濟互動情況來說，其在“反獨”方面已發揮了重要功效，而在“促統”方面（儘管可為統一奠定基礎）則功效不彰，出現了“只經不政”的局面。隨著兩岸關係的不斷發展，“只經不政”已經滯後於兩岸互動的步伐和需要，已影響到兩岸經濟互動向更深更廣層次推進，因此“由經入政”成為兩岸經濟互動繼續向前發展的內在需求。在推動“由經入政”的同時，我們要充分認識到“經濟先行”僅僅是影響或推進“政治互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倘若單純依靠經濟手段來推動兩岸政治關係，可能難以奏效。儘管經濟中有政治，政治中有經濟，但這種相互交融的態勢，並不能改變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分屬於兩個不同範疇這一事實，二者有著各自不同的發展邏輯。相對於經濟關係而言，政治關係是一個獨立的領域。政治關係的突破，需要有解決政治問題的努力和行動（特別是國家認同的建構），兩岸政治關係的推進需要從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際等多方面著手，多管齊下，綜合推進，而非單單依靠經濟互動。同時，鑒於當下兩岸政治互信不足、政治分歧嚴重、國際勢力干涉，以及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對話與協商存有疑慮等情形，我們建議遵循先易後難、先民後官、先學後政的原則和次序，循序漸進地推進兩岸政治對話與協商。
註釋
[1]所謂“只經不政”是指兩岸之間只有經濟上的往來與互動，而在政治上沒有開啟正式的官方會談和協商。但不能將“只經不政”作絕對化理解，進而認為兩岸之間沒有任何政治互動。事實上，“經中有政，政中有經”，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之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毫不相干。“只經不政”只是強調兩岸之間的政治互動與經濟互動的步伐不協調、幅度不對稱。同時，也不能因為“經中有政，政中有經”而否認目前“只經不政”這一現狀和事實。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1-892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頁。
[4]有學者認為經濟與政治關係原理是就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而言的，不適用於兩岸這樣兩個政治共同體的分析。筆者對此不予苟同，認為馬克思主義這一原理能適用於兩岸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的分析，因為兩岸本身也是一個共同體。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頁。
[6]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包括三大部分，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築的原理屬於歷史唯物主義範疇，而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範疇。
[7]《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頁。
[8]《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頁。
[9]《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頁。
[10]高德平著：《柏林牆與民主德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頁。
[11]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德國統一縱橫》，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5頁。
[12]張五岳著：《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378頁。
[13]需要指出的是，兩德的經濟互動對於促成兩德最終的統一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但不能無限誇大這種影響和意義，倘若把兩德統一完全歸結於兩德經濟互動的結果，則有失客觀。眾所周知，兩德最後的統一是由於東德在推行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失敗，希望由西德來接管這一爛攤子。西德抓住了這一歷史契機，乘機將兩德統一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從整個過程來看，兩德的經濟互動只是為後來的統一奠定了基礎，而非直接帶來政治統一。
[14]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Issues and Studies, 27:3 (March 1991), pp55-56.
[15]房樂憲：《聯邦主義與歐洲一體化》，載《教學與研究》2002年第1期。
[16] Hans J. Michelmann, Panayotis Soldatos ed.,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4.
[17]張亞中著：《兩岸統合論》，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48頁。
[18]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96, p26.
[19] Peter Wilson, "The New Europe Debate in Wartime Britain", Philomena Murray and Paul Rich, eds., p.49.
[20] Stephen George,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20.
[21]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836-868.
[22] 哈斯（Ernst B. Haas）和施密特（Phillippe C. Schmitter）提出九個變項的三種不同條件，以作為評估某以區域整合是否能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的參數。參見Ernst B. Haas and Phillippe C. Schmitter, 「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r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tions, Vol. 18, No.4, 1964, pp705-737.
[23]新功能主義和聯邦主義雖然都主張設立超國家機制，但二者也有差別：新功能主義所主張的超國家性機構是指各成員國通過部分主權的讓渡與共享，在某些部門建立起來的、對成員國具有一定指導性和制約性的機構；聯邦主義則主張通過各政府間談判或立憲大會等憲政措施，最終建立一個統一的聯邦國家，從而完成一體化進程。
[24]王麗萍著：《聯邦制與世界秩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11月號，總第19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