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察台灣島內，部分群體的“反中民粹”已經逐漸成為島內的政治正確。“一中”以及作為“一中”替代表述的“九二共識”在台灣已經被高度“污名化”。不僅“台獨”群體“不會講”，中間群體“不願講”，就連擁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群體都開始出現“不敢講”的現象。“台獨”意識形態裹挾著“小確幸”、“媚日”等價值觀，對台灣部分群體特別是青年群體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一些群體已經陷入“反中必反”、“無中不反”的地步。由於這部分群體在相當程度上把持著台灣地區的媒體資源，各類傳統媒體和網絡新媒體運用了“洗腦式”的宣傳手段，導致“一中”及“九二共識”在台灣輿論場已經邊緣化，出現“噤聲”情勢。
台灣民意的“民粹”化背後當然不乏政治力的操作。“台獨”群體對於“一中”的抹黑，對於“台獨”理論體系的建構與論證，對於統派團體及認同“九二共識”政黨的無縫隙打壓，能發聲、願發聲、敢發聲的只剩下“民粹化”的“台獨”言論。“不沉默”的“台獨”群體，代表著台灣地區“沉默的大多數”。但不可否認的是，台灣民意在“統獨”問題上仍然有著整體泛綠化的趨勢，而這種民意的整體泛綠化事實上也構成了台灣民意“民粹化”的社會基礎。過去台灣民衆引以為傲的經濟奇迹，以及由此對大陸的經濟社會優勢，隨著中國大陸的高速發展而喪失。在兩岸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差距出現反轉後，台灣民衆過去對於中國大陸的優越感喪失，與大陸的距離差轉變為一種彷徨感和被剝奪感，從而演化出“脫中”的情緒。由此導致的結果，要麽是對“統獨”、認同等問題產生冷漠，投入“小確幸”之中，要麽將這種情緒宣泄至對島內泛藍政治勢力和中國大陸，最終為“台獨”勢力所利用。兩岸民意的直接對撞，侵蝕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也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當性在“民粹”攻訐下屢遭質疑和挑戰。如果說過去兩岸糾葛的主體，是兩岸的公權力機構，那麽現在兩岸糾葛的主體，已經裹入了兩岸的民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所面臨的輿論環境和社會環境空前堪憂！
兩岸“心和平”的“洪荒之力”
“九二共識”與“憲政體制”的再平衡
蔡英文執政三個月以來，“台獨”氛圍空前濃厚，“台獨”喧囂空前高漲。過去大陸一直秉持“台獨政客”與“台灣民衆”的二分法，在“後2016”時代遭遇到挑戰。如何在台灣當局全面打造“台獨”升級版，而兩岸民意直接對撞之時，於夾縫處為兩岸關係可持續性的和平發展創造新機遇，也尋求兩岸在“無共識”情勢下的共存之道，成為在蔡英文執政思路和執政樣態已經基本清晰後，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曾有學者用“原力覺醒”來形容大陸對於台灣印象的反轉。本文無意評價兩岸部分民衆在社交網站上直接對撞的孰是孰非，只是想說明：過去大陸預設的“台獨政客”和“台灣民衆”的二分法需要進行批判性反思。所謂“二分法”，即認為島內主張“台獨”的只是少數的政客，而絕大多數台灣民衆是擁護祖國統一，或至少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二分法”事實上構成了大陸對台政策一條主軸，也是2008年甚至更早時間以來，大陸不斷釋放惠台政策的心理預設。然而，從“太陽花學運”到“九合一選舉”再到2016年政黨輪替，繼而是蔡英文執政三個月以來的島內新變局，“二分法”在事實面前遭受到嚴峻的挑戰！應當清醒地看到，台灣的民意並不是鐵板一塊，其中亦有分合，支持統一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者有之，主張維持現狀者有之，鼓吹“台獨”者亦不在少數，並不能一概而論。即便是在選舉或者“公民投票”中所體現的民意，事實上也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多數”，與真正的民意可能相去千里。因此，對於二分法應當辯證看待，而非自我麻痹式地固執堅持。
問題是，即便是清醒地認識到二分法需要重新解構和重構，又當如何應對當前的兩岸困局呢？客觀認識到兩岸民意的不和諧性和台灣民意的多元性，用合適的方式重構兩岸心和平，方是兩岸當前最為重要的解套之道。在“台獨”升級版咄咄逼人之時，尋找兩岸民衆都能接受的認同符號，夯實兩岸民衆對於和平發展的心理基礎，推進兩岸對於和平發展的價值趨同，可能是最為現實的一種選項。一條可行的路徑，是借助兩岸法理層面的“一中性”資源，構建兩岸在憲制性規定層面的法理認同，從而在“無共識”情勢下實現兩岸各自政策表述的再平衡。諸多論著以及本文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已經闡釋與分析兩岸各自規定所體現的“一中性”，也曾對兩岸各自憲制性規定對於“一中性”的體現與維護進行過論證。又由於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特有的防衛機制，使得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和其他體現“一中性”的規定，在可見的未來難以在“國家認同”上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盡管台灣當局的政治立場隨著島內“政黨輪替”而發生變化，但如能認識到兩岸各自規定共同具備“一中性”這個特點，並能妥善運用之，兩岸未必沒有“先談起來”的機會與可能。
蔡英文提出的“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過去在大陸方面的話語體系中一直是被批判的對象。但深究之，“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仍存在多種解釋的可能空間，“九二共識”包容空間內的“一中性”亦構成其中之一種解釋。因此，盡管立場殊途，但兩者亦有交疊部分。在此意義上，兩岸如果能夠充分挖掘其中可資“一中性”倚重的部分，事實上能夠在字裏行間為兩岸尋求一種微妙的再平衡。退一步說，儘管這種再平衡十分的微弱，但也為兩岸當前的“無共識”情勢保留了一份機會。
當然，走出這一步也是困難重重：在島內，蔡英文推行“台獨”升級版氣勢逼人，“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就其政治原意而言，顯然不是為了和“九二共識”搞再平衡；在大陸，“九二共識”已經成為退無可退的底線，如何在堅持底線思維的前提下，保持足夠的政治定力，采取合適的策略去推進這種再平衡，難度顯非一般；在兩岸間，兩岸民意的直接對撞，讓“非黑即白”的極端思維佔據輿論主導，而此種需要建設性模糊的再平衡，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民意認同?總之，兩岸在“後2016”的艱難道路可能才剛剛開始，如何在絕望中尋找希望，是兩岸的當務之急。這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在相當程度上也需要高超的政治勇氣，打破兩岸業已形成的堅冰，重塑兩岸心和平，再造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常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9月號，總第22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