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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製） |
3.“反金權”神話為“關說”習氣破功。新黨歷來強調“清、勤、新”的問政風格，但在地方“關說”文化的侵蝕下還是出現了貪瀆現象。2021年新黨資深“議員”潘懷宗被控12年間利用人頭帳戶詐領300萬元（新台幣）助理費，本人也當庭承認拿錢處理紅白喜事以及買禮物送里長，由此重挫了潘懷宗乃至整個新黨形象。
其他統派政黨也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在地化”的操作困難。中華統一促進黨、中華致公黨雖出身江湖會黨，但同樣面臨著民間動員低效的現實問題。事實證明，兩黨的忠義文化及“感恩-服從”策略與台灣地區的社會發展程度、文化教育水平和經濟生產條件嚴重脫節，很難吸引知識分子、富裕階層和青年人等“兩高一低”（高學歷、高收入及年齡低）群體的踴躍加入。而勞動黨擬以“代表台灣人口絕大多數的勤勞大衆的勞心勞力政黨”來解決本土性問題，但他們一方面批評台灣的金權政治和官商勾結，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主張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認為島內安定繁榮，統一之後必須高度自治。這種在階級論述和本土論述之間的顧此失彼就讓勞動黨很難自圓其說，遑論收拾民心。
（圖表：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製）
（三）“統一觀”的價值評價紊亂
1987年台灣“解嚴”以後，“國民黨當局主導下的‘統一中國’理想泡沫化，追求‘中國統一’的價值觀開始被邊緣化”，“（島內）更多的人則傾向於某種形式的‘自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維持現狀’因緣際會成為當代台灣社會的所謂主流價值”〔24〕。上述情況對台灣統派政黨的黨員信仰、群體意識乃至政黨形象造成了負面影響，且由於自身人員構成龐雜、組織化程度不高等內在局限，這些都制約了他們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形成相對穩定的價值標準，難以就“紅統”、“急統”和“武統”等大是大非問題開展討論辨析。
目前來看，新黨郁慕明等人雖認識到“祇有正確認識中國，才能選擇對台灣最有利的未來”，在“中華民國”政治定位上的態度有所鬆動，并表示“中華民族的復興在北京，脫鈎的中華民國還有多少存在價值？雖然他們（新黨）仍會尊重‘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但他們不再當‘中華民國’的孤臣孽子”〔25〕,但這些觀點并沒有在本黨達成共識。新黨上下仍難以擺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路徑依賴，“希望（國民黨）恢復創黨的理想，結合志士，爭取台灣人民認同，恢復台灣人民愛國主義傳統，重新光復台灣政權，進而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與中共競爭全中國的領導權，和平統一中國，實現三民主義於全中國”〔26〕，創黨元老趙少康在2021年甚至還提出“中共應該開放國民黨到大陸一起競爭”等驚人之論。
此外，新黨中的“選舉派”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工具意識和投機心理也讓其難以說服、鼓動乃至感召統派群衆。在訪談調查中，數名新黨人士表示，“（與國民黨）區隔才有票，國民黨不敢做的我們就去做。一國兩制國民黨不敢講，新黨講出來，表現前衛點”〔27〕。而這樣做的結果祇能是“雖然該黨的取巧政策得到部分的成功，但由於得不到多數族群的支持，其規模不可能得到發展”〔28〕。
其他統派政黨雖沒有國民黨的政治包袱，卻也難以解決用“統一”政治亞文化來解構“台獨”政治強文化的難題。勞動黨具有社會主義的先進理念，可面對“台獨”勢力所編造的統一後“(台灣)男人無工作，女人無老公,小孩送到黑龍江”等謠言卻束手無策，對當前“惠台”政策讓“三中一青”（台灣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民衆，台灣青年）冷漠無感的問題，也沒有從“要求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反對必然會造成金權政治與官商勾結的資產階級民主”〔29〕的理論視角發出政策預警。這就讓勞動黨所呼喚的兩岸統一缺失了經濟自由和政治解放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及方法論加持，不能穩定且持續地獲得廣大勞工階層的政治支持。中華民族致公黨、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統一觀”植基於普通黨員對張安樂、陳柏光等人的政治服從意識和扈從依附關係之上，可這種文化習慣—精神信仰——政治行動的價值生產鏈非常脆弱且不可複製，隱含著領導人的更迭替換而發生全黨性理念危機的政治風險。
三、台灣統派政黨政治文化的匡正方向
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出現重大波折，雙方的政治互動陷入停擺狀態，陸台民衆的對立情緒乃至仇視現象日趨嚴重。在此形勢下，台灣統派政黨更需扮演好“信息傳遞者”、“輿情刹車片”及“融合中轉站”等兩岸角色，審慎對待面向自身成員乃至島內民衆的認知教育、情感激勵和價值導向等問題。
與此同時，大陸的對台部門也要幫助台灣統派政黨處理好“選舉至上”還是“理念優先”，“反獨為要”抑或“促統加急”的排序關係，爭取用先進性政治文化來影響他們，促使其在四個方面與大陸同心同向。
（一）“大中華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念銜接
一般認為，台灣社會自古就“對於中華民族的歷史，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對於中國傳統政治形式，對於中國人的家族制度和鄉村制度結構，對於中國的科舉制度，對於歷史典籍中描述的中國人政治行為模式等政治知識，絕大多數台灣人耳熟能詳”〔30〕。上世紀80年代，台《中華雜志》編委會組織的“中華”思想大討論，雖然整體上還未能就“中華”與“中華民國”予以概念鬆綁和意義解套，但在“中華民族”及“國家統一”的意義指向上卻開啓了向“大中華觀”的思想轉變。這些都是台灣統派政黨得以存在發展的歷史基礎和政治底蘊，更有利於他們以維護統一、崇尚民族氣節及守護中華文化為內核來實現政治文化的更新提升。
但也要看到，由於受島內分離主義及“去中國化”逆流的衝擊影響，不僅“一些自稱擁有‘西方民主自由’的人，又以‘台灣人’自居，卻曲意歪曲為帝國主義張目，而視民族主義為義和團”,連部分台灣統派政黨也在這種“中國認知分裂症”衝擊下發生了政治迷惘，乃至作出了“受資本殖民統治50年的台灣人會反對民族主義而擁護殖民主義”〔31〕的悲觀判斷。
因此，今後的兩岸黨際交流中要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來影響台灣統派政黨，推動其“大中華觀”進行必要的理論修正和內容調整。這包括：
1.落實“大中國價值觀的繼承者”的角色定位。台灣統派政黨高度“認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理想，追求民族統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標”，這與習近平總書記對“孫中山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一生追求實現民族獨立和發展振興的理想”的政治評價高度契合。今後需鼓勵台灣統派政黨發揚孫中山愛國精神，為其宣傳“台灣及大陸都是中華錦綉河山，凡我炎黃子孫皆應予以認同”〔32〕創造條件，促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統派政黨，既與民進黨的獨派色彩截然不同，也與本土化後形統實獨的國民黨迥異”〔33〕。
2.實現階級話語和民族主義話語的“求同存異，增同減異和聚同化異”。台灣統派政黨中的勞動黨、工黨是“勞心勞力者的政黨，是工人、農漁民的代言人，是廣大的受薪階級利益的維護者”，但還缺乏統攝勞工利益和民族意識於一體的理論高度和思想自覺。因此在兩岸黨際交流中要推動這些左翼政黨的發育成長，一方面要引領他們認清民進黨、時代力量藉環保、女權及公投議題來偽裝進步的“名左實右”面目；另一方面呼籲左翼政黨和知識分子統派加強合作，重點就台灣弱勢群體參與兩岸融合發展和分享惠台政策紅利開展工作。
3.增加兩岸歷史文化連結的“後生統”功能。當前台灣統派政黨的歷史論述多“厚古薄今”，由此造成島內民衆對近現代中國的屈辱歷史和奮鬥歷程存在記憶空白和知識盲區，尤其是讓年輕世代成為了“台獨”勢力拉攏腐蝕下的“天然獨”。因此,大陸有責任將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歷程完整準確地呈現給台灣統派政黨，幫助他們影響台灣民衆尤其是青年階層來增進兩岸“共情”。此外，建議今後在“七七事變”紀念日、抗日戰爭勝利和台灣光復紀念日、“二二八事件周年”等重大場合提升台灣統派政黨的“存在感”，為其推動台灣青年成為“以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為重”的“後生統”提供助力。
（二）“反抗外侮” 與“中國崛起”兼收并蓄的愛國主義精神
台灣人民歷來具有“拼將十萬頭顱血，許把乾坤力挽回”的愛國傳統。但近年來，受島內分裂勢力的“親美媚日”言行的影響，部分民衆“祇記得日本的光榮時期，再與戰後國民黨統治初期相比，更起來傾向日本之心”〔34〕，甚至連“藍統”精神領袖、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也親口承認，“我們確實是親美”〔35〕。
為改變此一局面，台灣統派政黨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外來勢力插手中國內政，制止蔡英文當局挾洋自重、試圖依附美日等國來實現“漸進性台獨”的政治企圖。建議在今後加強對中間偏“左”的台灣統派政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層面的深度交流，增強其代表勞工群體的堅定立場，為台灣民衆擺脫對歐美國家“高福利社會”、“小確幸”生活的痴迷留戀開展工作。而在海外統戰中聯合統促黨、中華民族致公黨共同開展與“美國系台獨”、“日本系台獨”等“海外台獨”勢力的鬥爭，防止“日本殖民化”、“美國海外州”等思潮還魂。
此外，統一聯盟黨還需注意到大部分留美返台的知識精英“在許多看法及思考上，受美國的影響較深”，這其中的統派人士也“未必對這個部分有清楚的瞭解。或者即使瞭解，也不願面對它并加以批判”〔36〕。所以，要幫助該黨等知識分子密集的統派社團打破對美幻想，增強在台海問題上“安內必先攘外” 態度的政治自覺。
（三）“和統保台”理念從本土性向時代性的話語轉變
近年來，台灣統派政黨通過對“反共救台”的路綫揚棄和“親中愛台”的觀念批判，逐漸形成了以“和統保台”為核心內容的本土性理念。但是，由於“台灣社會環境已經對統派與‘中共同路人’畫上等號，許多人出於自我保護，對統一的字眼唯恐避之不及”〔37〕，所以“和統保台”理念在提出階段就流露出對“台灣主體性意識”的妥協乃至迎合態度。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所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路綫更對這一理念造成了衝擊影響。因此，台灣統派政黨需要從冷戰思維和“賣台”原罪走脫出來，進一步朝著跳出“藍綠”政治框架、形成“統派”風格的時代性論述這一方向前進。
具體而言，今後台灣統派政黨所秉持的“和統保台”路綫，在理論邏輯上要實現工具論（“和平統一”）和目的論（“保障台灣”）高度合一；在表達策略上是化解“台灣”符號與“統一”話語的張力關係；在政治功能上是兼具象徵意義和溝通作用，從而實現“既不能像國民黨不談統一，又不能照搬北京觀點”，達成“與台灣接地氣”和本島民衆“博感情”等多個目的。就此而論，新時代的“和統保台”在基本內涵上應包括：1.寬泛“一中”，即祇要認同“一個中國”就是黨內同志，不論一表、二表、各表、同表等表述差異；2.共同統一，即雙方“經由海峽兩岸交流的增強、互信的增加、制度的調整及時間的磨練，以和平方式逐步達到”；3.“祖國意識”，即不再當“中華民國”的孤臣孽子，今後在尊重‘中華民國’政治符號及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承認中華民族的復興在北京，而祇有正確認識中國（大陸），才能選擇對台灣最有利的未來〔38〕；4.理性選舉，即統派要利用選舉而不能依賴選舉，把縣市長、“立委”及台灣地區領導人的競選參與作為契機，帶動台灣社會討論怎樣面對中國及如何思考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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