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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化與涉台挑釁 作者：王先偉（瀘州），政治學博士、西南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四川省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彭興智（海口），通訊作者、政治學博士、海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海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海南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摘要】中國和立陶宛建交30多年以來，現階段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了明顯變化。基於地緣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相關理論，構建外部結構與內部認知這兩個維度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經研究發現現階段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化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在外部結構的維度，中美戰略競爭與拜登政府上台、俄羅斯地緣戰略調整、歐盟改變對華認知與戰略這三個層面因素影響了立陶宛對華政策轉變。在內部認知的維度，立陶宛國內的政治認知變化、價值認知變化、安全認知變化這三個層面因素也影響了其對華政策轉變。從短期看，當前立陶宛對華政策或許能獲得美國與歐盟的口頭支持。但從長期看，當前立陶宛對華政策過於短視，不但損害中立兩國關係，而且對立陶宛本國的長遠發展也毫無益處。立陶宛應認清國際政治的發展大勢，糾正目前錯誤的對華政策。
一、問題的提出
在國際形勢變化、國際結構轉型與百年大變局的背景下，國際關係領域出現一些新變化。隨著大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處於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小國也調整外交政策。較為明顯的是，近年來，立陶宛的對華政策發生明顯的變化，現階段其對華政策不斷對中國發起政治挑釁，已在國際政治中違反一個中國原則，違背國際關係準則。2019年至2023年，立陶宛先是直指中國威脅其國家安全，並多次在香港、新疆、台灣等事務上挑釁，然後又宣佈退出中國—中東歐的“17+1”合作機制，再後來竟同意台灣當局在維爾紐斯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成為與中國建交國中首個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的國家。①此舉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導致中國政府召回駐立陶宛大使，將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這使立陶宛成為目前與中國建交的一百多個國家中唯一一個外交關係為代辦級的國家。即使如此，近期立陶宛仍派遣官員竄訪台灣，對此中方決定對立陶宛相關官員採取制裁措施，並暫停在相關領域的交流合作。對於這些政治現象，特別是關於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化，無論是在實務層面，還是在學術層面，都應該引起重大關注。
若要深入研究當前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化，就需要回歸到地緣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的分析範式中。首先，在地緣政治方面，立陶宛在地理上位於歐洲東北部，是波羅的海三國之一，是北約、歐盟的成員國。從政治地理學的角度分析，立陶宛是俄羅斯通往歐洲的戰略要道，也是歐盟和北約東擴的前沿陣地，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長期以來是俄羅斯與北約的博弈之地。同時，雖然立陶宛在地緣上距離中國較遠，但是立陶宛在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中國——中東歐合作以及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中也發揮一定作用，被納入中國的全球外交體系中，這也成為立陶宛對華政策極具研究價值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國際關係方面，當今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正在轉型，一方面是大國之間的競爭態勢加劇，另一方面是國際體系向多元化變革。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小國外交提供了舞台。就立陶宛而言，基於特殊的地緣位置，立陶宛在歐亞地緣格局、中美競爭、俄烏衝突之中的地緣價值進一步凸顯，圍繞時局變化，立陶宛對外政策呈現變動性的特徵。因此，需要從學理上深入分析以立陶宛為代表的小國，在當今國際政治中的對外政策走向、特徵與動因。鑒於現階段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化以及立陶宛特有的地緣政治區位，本文基於地緣政治學、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與建構主義理論的交叉分析，創新性地構建外部結構、內部認知這兩個維度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分析來自外部（國際）的結構刺激與內部（國內）的認知變化如何共同導致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的變化。
二、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遷：平穩—激進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為解釋立陶宛對華政策的新調整與轉變提供了學術視角。現實主義強調國際權力與國家安全，建構主義重視國家間的觀念與價值認同。②立陶宛對華政策從屬於大國權力博弈、意識形態二元對抗的觀念認知角力中。同時，國際關係中的小國追隨理論也在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基礎上，強調小國在國際體系中受到大國的影響，在國家安全、價值認同等方面是大國的追隨者。③在外交實踐中，立陶宛的對外政策往往追隨美國與歐盟。
在以上理論視角以及歷史脈絡之下，中國和立陶宛自1991年建交後相處30多年至今，立陶宛對華政策呈現變動化的特徵，總體上可以前後分成兩個階段：平穩階段（1991-2018）與激進階段（2019-2023）。整體而言，立陶宛對華政策的發展演變集中體現為從平穩務實階段變遷到激進反華階段，立陶宛在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與國際環境之下，會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階段性地調整對外政策，呈現變動調整、追隨大國的特點。
（一）平穩：立陶宛對華政策的平穩發展（1991-2018）
在1991年至2018年這一時期，立陶宛對華政策呈現平穩務實的特徵。作為波羅的海三國之一，立陶宛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始於蘇聯解體、立陶宛獨立後的1991年。1991年，立陶宛與中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立陶宛共和國建交聯合公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立陶宛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諾不與台灣當局進行官方往來。
在這一段時期，中立兩國的雙邊關係呈現穩定發展的態勢，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雙方經濟文化交流密切。兩國的雙邊貿易額自1992年的千萬美元逐漸增長至16億美元，涉及經貿領域、投資領域、文教領域、稅務領域、司法領域等多個領域。④其次，雙方共同參與中國—中東歐合作以及“一帶一路”建設。例如，2015年中國招商局集團與立陶宛克萊佩達港口管理局、考納斯自貿區簽訂多項合作協議；2017年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部長羅卡斯·馬休利斯來華出席首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中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政府間諒解備忘錄。再者，雙方高層交流不斷。2018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會見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凱特，雙方皆表示願從戰略高度和長久角度發展兩國關係。
如上所述，1991年至2018年這一時期立陶宛對華政策平穩務實，重視與中國的合作互動，究其原因，與立陶宛所處的外部結構及其內部認知有關，即與當時特定的時空環境、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以及立陶宛內部認知相關。在外部結構與內部認知的分析框架之下，首先，冷戰結束後的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立陶宛獨立後急需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與支持，特別是需要獲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的承認與支持。在此認知之下，立陶宛對華政策較為友好。其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立陶宛在發展過程中不但需要與歐洲國家展開經貿交流，更需要與中國這個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展開交流合作。再者，2008年以後，伴隨全球經濟危機、歐洲民粹主義、英國脫歐、難民問題等國際政治經濟的負面衝擊，立陶宛展開“對沖戰略”的外交政策，即採取雙向而多元的外交策略，在國際政治中探求一種中間立場以防止在大國關係中被迫選邊站而遭受損失。⑤因而，立陶宛在融入歐盟和北約後，也同時積極發展對華關係，重視提升與中國的雙邊關係。
（二）激進：立陶宛對華政策的激進轉變（2019-2024）
2019年以來，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激進轉變，驟然成為“反華先鋒”。首先，2019年2月，立陶宛國家安全局在年度報告中把中國稱為“國家安全威脅”。⑥隨後在2019年7月，新上任的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以“國家安全”為由，宣稱中國企業的投資“會威脅國家安全”，因而不支持中國投資參與克萊佩達港口的現代化建設。⑦其次，在2020年1月，立陶宛國家安全局再次在年度報告中污衊“中國的技術和投資增加了其他國家的脆弱性，給他國關鍵基礎設施帶來無法控制的風險”。⑧隨後，立陶宛政府還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由此引發中國政府的抗議。
再者，2021年立陶宛的反華政策達到高潮。在2021年2月，立陶宛議會通過關於退出中國—中東歐國家“17+1”合作機制的決議。2021年5月，立陶宛議會通過關於新疆、香港議題上的決議，還舉辦“新疆問題聽證會”，並對香港事務妄加評論。2021年7月，立陶宛外交部宣佈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Taiwanese）”為名義在立陶宛首都設立“代表處”。⑨這形同於與台灣當局進行官方往來，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兩國建交公報，因而導致中國政府在2021年8月宣佈召回駐立陶宛大使。2021年11月18日，“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正式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成立，此舉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故而中國決定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中國政府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是自1981年中國與荷蘭的外交關係因台灣問題降為代辦級之後，中國第二次在建交國中將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⑩即便如此，立陶宛政府仍未認知到錯誤，2022年8月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副部長瓦伊丘凱維丘特竄訪台灣，緊接著2023年1月立陶宛國會國安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卡斯特羅那斯和國會“友台小組”副主席莎卡琳恩率領國安及國防事務跨黨派代表團竄訪台灣，而今年也就是2024年1月21日，立陶宛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馬瑪竇率團訪台，這是台灣大選後首個歐洲國家訪台致賀“台獨”，其中包括3位副議長、11位議員，這是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嚴重挑釁，也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踐踏。
如上所述，在2019年至2024年這一段時期，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激進轉變，導致中立兩國關係陷入冰點。究其原因，仍與立陶宛所處的外部結構及其內部認知有關。在外部結構與內部認知的分析框架之下，立陶宛對華政策激進轉變的動因，一方面與當前的國際政治形勢、國際關係格局與國際體系變革有關，另一方面與立陶宛國內認知有關。下文將詳述外部結構與內部認知這兩個維度因素如何共同作用於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化。
三、外部結構：立陶宛對華政策變化的結構因素
從外部結構的維度分析，2019年至2024年這一段時期的國際關係形勢與國際體系格局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外部結構刺激了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激進轉變，體現了強調權力與安全的現實主義理論邏輯。具體分析，立陶宛對華政策激進轉變的外部結構因素可以劃分為美、俄、歐三個方面：一是美國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外部結構刺激；二是俄羅斯地緣戰略調整的外部結構刺激；三是歐盟改變對華認知與戰略的外部結構刺激。
（一）美國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外部結構刺激
立陶宛對華政策發生激進轉變，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拜登政府上台後，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對華政策的特徵是“極限施壓”，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對華採取遏制策略，要與中國進行“高強度的戰略競爭”以及“最嚴峻的戰略競爭”。⑪在此情勢下，立陶宛對華政策也追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實施親美反中的外交路線，充當美國遏制中國的工具與棋子。
首先，拜登政府上台後，進一步強化美國的盟友體系，深化與盟友合作的外交策略，拉攏歐洲國家組建“反華聯盟”。立陶宛受到美國影響，在外交政策層面完全倒向美國，成為歐洲國家中的反華先鋒，以此向美國示好。諸如，2022年4月，立陶宛國防部副部長馬吉里斯·阿布克維修斯赴美訪問之時在華盛頓宣稱“立陶宛已準備好在印太安全事務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將加入全球民主陣營對抗中俄”。其次，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外交策略框架下，美國進一步對其他國家實施一定程度的壓力，尤其是迫使立陶宛這樣的小國“選邊站隊”。在此情況下，對美國依賴較深的立陶宛政府選擇偏向美國，配合拜登政府推行對華遏制政策。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立陶宛同意台灣當局在其首都維爾紐斯設立“台灣代表處”，干涉中國內政，這與美國近期頻頻打“台灣牌”遏制中國的策略相銜接，其目的是配合美國的外交策略。
（二）俄羅斯地緣戰略調整的外部結構刺激
俄羅斯地緣戰略調整這一外部結構刺激了立陶宛對華政策變化。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的地緣戰略曾一度希望融入西方，但結果是不僅不被美國、歐洲接受，反而被越逼越遠，北約呈現持續東擴之勢。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國通過加入北約獲得更大的軍事實力，以及近期烏克蘭謀求加入北約，使俄羅斯更加注重國家安全。在近期西方國家相對衰落、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抬頭、百年大變局的背景下，俄羅斯調整地緣戰略，強化其安全政策，追求大國利益，試圖扭轉在歐洲地緣戰略博弈中的局勢，保持對歐洲國家的戰略威懾力和影響力。2022年4月，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宣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是為了結束北約肆無忌憚的擴張，以及結束美國及西方國家在世界舞台上毫不掩飾走向全面統治的勢頭”。這表明，俄羅斯的地緣戰略已經開始調整。對於俄羅斯的地緣戰略調整以及烏克蘭局勢的變化，與俄羅斯素有歷史恩怨的立陶宛倍感壓力，擔心受到俄羅斯的地緣戰略壓力。因此，立陶宛更加需要美國提供的庇護，為此立陶宛對外政策進一步親美，其中的對華政策則愈行愈遠、急轉直下。
首先，2014年烏克蘭危機、克里米亞公投以及2021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以來，已經引起立陶宛的震動和不安。立陶宛作為在地緣上緊挨俄羅斯的小國，再次感受到地緣政治的恐懼，擔心俄羅斯的地緣戰略調整威脅立陶宛的生存與發展。對此，立陶宛企圖通過調整對華政策，在國際政治中配合美國，以此換取美國在中東歐的軍事保護。其次，在俄羅斯被立陶宛視為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之時，近年來中國與俄羅斯在戰略上高度互信，兩國關係發展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拉近，引發立陶宛的擔憂與不信任感，導致立陶宛對華政策間接受到影響，立陶宛將對俄的擔憂恐懼轉化為對中國的不友好。再者，在俄羅斯地緣戰略調整的背景下，美國逐步推動“重返中東歐”戰略，利用立陶宛等小國對俄的“恐懼感”，與北約成員國在波羅的海開展多次軍事演習，以此給立陶宛提供安慰，並在背後推波助瀾，鼓動立陶宛對俄、對華採取強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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