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討論與思考
本文從“大兩岸”的分析視角出發，在兩岸關係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中美形象認知差”的概念，旨在將美國因素納入到台灣的中國大陸形象研究框架，進而在民意層面探索“大兩岸”（中美關係）如何影響“小兩岸”（台灣與大陸關係）的路徑。通過對亞洲風向標第五輪（2018-2020）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發現台灣民衆對中國大陸形象的積極認知要略低於對美國形象的積極認知。這在一定程度上與之前學者的結論一致，即當前台灣民衆對中國大陸存在較多的誤解和負面印象。〔12〕
除此外，本文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傾向於負面看待中國大陸形象，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男性通常更關注政治新聞，而女性更多關注經濟、旅游等新聞門類。〔13〕由於兩岸意識形態和制度化水平的差異，政治類新聞相比於非政治類新聞可能更容易讓台灣民衆對中國大陸產生負面認知。年齡越大，越傾向於正面認知中國大陸形象，同時不認可美國形象，這可能是因為年齡較大的人更少受“去中國化”教育的影響。自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民進黨當局奉行“台獨”政策，在文化上積極推動“去中國化”，如倡導“台語”教學、修改歷史教科書。〔14〕因此，在“去中國化”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台灣年輕人對中國大陸缺乏客觀正確的瞭解，他們更容易形成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認知。
更重要的是，本文還對“中美形象認知差”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包括媒體使用和經濟狀況感知。首先，不同類型的媒體使用對中美形象認知差存在不同影響。有趣的是，儘管一般認為電視、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是台灣民衆接觸大陸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但本文發現它們對中美形象認知差并不存在顯著效用。可能是因為台灣民衆在從傳統媒體上獲取關於中國大陸的信息時，也有類似的機會獲取關於美國的信息。在傳統媒體中，電視是台灣民衆獲取大陸信息的最主要媒介。然而，本文發現電視對中美形象認知差存在負向作用，即電視在報道中國大陸和美國新聞時，可能更多地負面呈現與中國大陸相關的內容，或者更正面地報道美國。根據陳飛寶和吳雪芬的研究，民進黨上台後，不斷“綠化”台灣的公私營媒體（如通過人事任命控制公營媒體，以銀行信貸、廣告經費、政府預算控制民營媒體），強化“台獨”宣傳。〔15〕可見，雖然傳統媒體是當前台灣民衆瞭解大陸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但該媒體使用行為并不能促進他們對中國大陸形象的正面認知。
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使用能够顯著地增加台灣民衆對中國大陸形象的正面認知，并同時減少他們對美國形象的認可。究其原因，互聯網是傳統媒體之外的替代性媒體（alternative media）。〔16〕互聯網平台的信息審核和過濾水平遠比傳統媒體低，新聞信息能够相對自由地流動，給多元化話語提供了生存空間。并且，相較於傳統媒體的被動新聞消費及其塑造的刻板大陸形象，用戶在互聯網上擁有更多的主動新聞消費行為（selective exposure），可以自主地搜索相關的信息，作進一步的理解和消費，這使得用戶更容易接觸到有利於中國大陸形象的觀點，從而形成積極認知。此外，傳統的國際傳播活動長期被西方國家所把控，尤其是美國的媒體，包括報紙、通訊社、電視和電影。然而，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興起，西方的話語權受到挑戰，西方傳統媒體對全球信息流動的控制也在減弱，與美國相關的負面信息更容易在互聯網上得到傳播和消費。因而，互聯網使用越多，台灣民衆越容易認可中國大陸的形象，同時越不認可美國的形象。
其次，中美形象認知差的另一影響因素是經濟狀況感知，包括家庭經濟狀況感知和社會經濟狀況感知。家庭經濟狀況感知對中美形象認知差不存在顯著作用，但是社會經濟狀況感知的效用具有顯著性。台灣民衆感知到的社會經濟狀況越良好，越趨向於負面認知中國大陸形象，并正面認知美國形象。當民衆感知到社會經濟狀況較好時，可能會趨向於降低大陸市場對台灣重要性的判斷。根據相對滿意理論（relative gratification theory），當人們將自己所屬的群體與另一群體進行對比，且感知到己方更有優勢時，會產生相對滿意的情緒。〔17〕當人們對己方群體相對滿意時，則會對處於劣勢的外部群體產生更多的偏見和歧視。〔18〕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當人們處於愉快的情緒中時，更有可能使用啓發式的信息處理策略，而群體刻板印象即是一種啓發式認知。〔19〕其二，社會支配理論（social dominance theory）和系統合理化理論（system-justification theory）認為，刻板印象和偏見是為社會功能服務的認知產物，即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當人們處於相對滿足的狀態時，發現自己處於特權地位，更多刻板印象和偏見的出現是為了使這種特權正當化。〔20〕台灣民衆感知到的社會經濟狀況越良好，越可能將中國大陸視為競爭對象，而將美國視作合作夥伴。
政黨傾向對家庭經濟狀況的感知對於中美形象認知差具有調節作用。認為家庭經濟狀況越好的國民黨支持者越傾向於認可中國大陸形象，同時越不認可美國形象；非國民黨支持者認為家庭經濟狀況越差，越趨向於認可中國大陸形象，同時不認可美國形象。國民黨支持者認為家庭經濟狀況越好，越可能堅定其政治立場和群體身份（social identity theory），更認可中國大陸形象。而非國民支持者認為家庭經濟狀況越差，基於理性和個人利益的原則（rational choice theory），越可能正面看待中國大陸形象，支持加強兩岸聯繫。
六、展望與建議
基於上述討論，本文認為互聯網是海峽兩岸民衆溝通的重要渠道，經濟狀況感知能够影響對大陸的形象塑造。據此，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抓住特朗普重返執政後擴大中美形象“正面認知差”的契機。“孤立主義”“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特朗普於2025年再度擔任美國總統，其上台後可能出台一系列“反傳統”的舉措，使得美國的國際形象面臨重大變化，如果中國大陸能够利用此機會對外展現維護現有秩序的“負責任”形象，“中美形象認知差”可能迎來正向擴大的機遇。在台灣，特朗普形象在近年來也發生了很大變化。2020年，台灣曾是亞太唯一對特朗普的印象好於拜登的地區，〔21〕但特朗普此次上台前，明確表態要向台灣加收“保護費”，并對台灣的芯片產業虎視眈眈，使得台灣民衆對特朗普的印象急轉直下。〔22〕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對台政策可以更強調以兩岸同胞福祉為依歸，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措施，以與特朗普“美國優先”的霸權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用好這一爭取台灣民心的有利機會。
第二，互聯網、新媒體已經成為引導台灣民衆客觀、正面瞭解大陸的主要渠道，但也要警惕民進黨和美西方勢力的反制和干預。相較傳統媒體而言，民進黨當局完全操控新媒體的難度較大，因此互聯網所呈現的中美形象相對更客觀真實。正如調查所揭示的，互聯網使用能够正向擴大台灣民衆的“中美形象認知差”。因此鼓勵和支持互聯網傳播，將有助於提升中國大陸的形象。同時也應當注意到，近年來民進黨當局持續加強對互聯網的干預力度，不僅利用“網軍”大肆操縱島內輿論，還試圖影響和破壞大陸網絡生態，對此有必要嚴加防範。
第三，應根據島內不同社會群體“中美形象認知差”的形成和變化所遵循的不同機制，擬定具有針對性的對台工作思路和方法。如對非國民黨支持者而言，自認為家庭經濟狀況越差，越傾向於認可中國大陸形象，不認可美國形象。對國民黨支持者而言，則恰恰相反。因此，大陸對台政策在爭取台灣民心的過程中，可參考島內不同政治傾向、不同社會階層對中國大陸形象的認知特點及區別。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號：21CZZ042）。
注釋：
〔1〕朱雲漢、肖唐鏢、黃旻華：《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受衆視角的實證分析》，《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3期，第39-50頁。
〔2〕Pew Research Center. In Taiwan, views of Chinese mainland mostly negative. 2020. https://shorturl.at/vNRYZ.
〔3〕Wang, Chia-Chou. Primordialism, instrumentalism, constructivism: Factors influencing Taiwanese people’s regime acceptance of mainland China’s govern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109(2018): 137–150.
〔4〕Keng, Shu, and Gunter Schubert. Agents of Taiwan-China unification? The political roles of Taiwanese business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Asian Survey, 50.2.(2010), 287–310.
〔5〕Wang, Yuan-kang. Taiwan public opinion on cross-strait security issues: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7.2(2013), 93–113.
〔6〕Liu, Frank C-S., and Yitan Li. Generation matters: Taiwan’s perceptions of mainland China and attitudes towards cross-strait trade talk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104(2017), 263–279.
〔7〕Gries, Peter Hays, and Jenny Su. Taiwanese view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Party identification, ethnicit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1(2013), 73–96.
〔8〕羅慧：《台灣大學生建構大陸認知的媒體選擇與信息解讀》，《台灣研究》，2023年第1期，第60–73頁。
〔9〕李林傑、林岡：《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結構、單元與議題三層次分析》，《閩台關係研究》，2023年第2期，第11–26頁。
〔10〕Wu, Wen-Chin, et al.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n the Chinese an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a Quarterly, 256(2023), 1–14.
〔11〕周志傑：《台海現狀“去台灣化”趨勢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2022年第80期，第25–30頁。
〔12〕劉澈元、劉方舟、張晉山：《期望與認知的錯位：台灣青年世代的“大陸印象”研究——基於對台灣四所高校1030名大學生的問卷調查》，《台灣研究集刊》，2017年第2期，第6–13頁。
〔13〕陳東旭：《台灣大學生接觸大陸新聞與對大陸事務的認知初探》，《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年第2期，第2–9頁。
〔14〕陳孔立：《台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台灣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第1–11頁。
〔15〕吳雪芬：《民進黨上台後是如何操縱台灣媒體的》，《現代台灣研究》，2007年第3期，第63–66頁。
〔16〕Couldry, Nick, and James Curran, eds.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17〕Vanneman, Reeve D., and Thomas F. Pettigrew. Rac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the urban United States. Race, 13.4 (1972), 461–486.
〔18〕Guimond, Serge, and Micha.l Dambrun. When prosperity breeds intergroup hostility: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lative gratification on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2002), 900–912.
〔19〕Bodenhausen, Galen V., Geoffrey P. Kramer, and Karin Süsser. Happiness and stereotypic thinking in soci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1994), 621–632.
〔20〕Sidanius, Jim, and Felicia Pratto. Social dominance: An intergroup theory of social hierarchy and oppr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Matthew Smith. Who do people in Asia-Pacific want to w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20. https://shorturl.at/pIkGg.
〔22〕游盈隆：《台灣政局、台美關係與美國總統大選》，台灣民意基金會，2024. https://shorturl.at/ShKLE.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3月號，總第327期，P47-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