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被誣“武裝衝擊中央文革”
周恩來等人離開許廣平家以後，隨即在釣魚台召開了中央碰頭會，決定追查魯迅書信手稿，并把這個任務交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傅崇碧從監獄提審了戚本禹。戚說：魯迅書信手稿確實已於1967年1月由他和中央文革的一個工作人員從文化部取走，并且開具了收條，此事是江青親自要他去做的。這些手稿當時就交給中央文革的保密員保管。
傅崇碧為了當面核實情況，帶領三位同志，分乘兩輛汽車赴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到某號樓前，傅崇碧在路上遇到姚文元，一齊走進會議室。但是，萬萬沒有料到，江青一進來就氣勢洶洶地吼叫：“你帶著這麼多人到我這裡來幹什麼？你身為衛戍司令，不經請示就衝進來，你要抓人嗎？你懂不懂紀律？”姚文元在一旁幫腔：“傅崇碧，你是沒有請示。” 傅崇碧想進一步說明情況，但根本不容他開口。
傅崇碧拿出寫著收管手稿人名字的紙條，并指出手稿存放的地點。江青只好要姚文元把人叫來。保密員一來，江青劈頭就罵：“你是個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應該把你抓起來！”裝著書信手稿的四個箱子也抬來了。江青說：“當著你們的面，把箱子撬開，看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開了，正是魯迅書信手稿。江青臉色大變，“啪”地一聲把箱子關上，說：“不看了，封存起來！”
可是，過了兩個星期，傅崇碧奉命調查魯迅書信手稿的事，一下變成了“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事件。3月23日淩晨，傅被叫到人民大會堂，林彪突然宣布傅調動工作，限令即刻離京赴沈陽。第二天，宣布22日簽發的命令，說傅崇碧犯了“嚴重錯誤”，撤職審查。從23日淩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連召開全軍部分師以上幹部和北京衛戍區、北京軍區幹部戰士大會。林彪宣布：“傅崇碧前一個時期帶著幾輛汽車，全副武裝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江青叫嚷：“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負責同志允許，開了兩輛汽車，浩浩蕩蕩，全副武裝，擅自衝進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她煽動說：“衝擊中央文革，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安全還有沒有保障？”當場宣布撤了傅崇碧同志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
此後，接連四次抄傅的家，并將其家屬趕出北京。傅崇碧關押沈陽，蒙冤7年。關於魯迅書信手稿的出版等問題也就擱置一邊。
江青一夥為什麼要在魯迅書信和著作上大做手腳
深究起來，江青集團的幾個成員，都或直接、或間接地中過魯迅的投槍。如果把魯迅書信全部公諸於世，對魯迅著作詳加注釋，他們的多米諾骨牌，很可能就會由此而一路傾倒下去。
30年代中期，江青在上海，曾經爭演過賽金花。這本來并不能算一回什麼事。但“文革”開始以後對所謂“四條漢子”之一的夏衍無限上綱，說他的劇本是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的大毒草，引出魯迅當時的一段話來：“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團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所以，對魯迅著作深入研究起來，在“文革”那樣的背景下，這事張揚起來，對江青總不大光彩。由此引出藍蘋的那段歷史，更加麻煩。
更有關礙的是張春橋。魯迅在1936年4月16日作《三月的租界》，揭露“三月裡，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田軍（按：即蕭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并點明“有人”就是“狄克先生”，證據就是“《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張春橋化名狄克在《星期文壇》上發表的《我們要批判與自我批判》。 1963年出版的注釋本《魯迅全集》第六卷，在“狄克先生”名下沒有加注，因此世人無從知道狄克是誰。但化名者本人心裡清楚，狄克者，張春橋是也。而《火炬》的主編，是他同鄉好友崔萬秋。這個崔萬秋，是復興社特務，戴笠手下的軍統秘密情報人員。如果搞新注本，張春橋攻擊過魯迅，受過魯迅批評，與特務文人來往親密，以至本人在1933後春就是法西期組織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種種劣跡勢必昭彰。張春橋還怎麼能去做他那“改朝換代”的美夢呢？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1934年4月叛黨出獄，5月14日的《中央日報》登出《脫離共黨宣言》，後即成了中統特務徐恩曾手下的文化特務。魯迅在好幾封書信中斥責這個變節者“轉向”、在南京“做了小官了”。1934年11月17日致蕭軍、蕭紅一信，更把姚蓬子變節作為一種典型加以剖析。如果將魯迅書信全部照手稿付印或出版魯迅書信手稿全集，姚文元是魯迅痛斥過的叛徒的兒子，就將大白於天下，姚文元的政治前途，豈不是岌岌乎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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