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後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蕩，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裡，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並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裏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惟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裏，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筆者在此援引羅點點的敘述，是因為她文字的簡捷;但筆者覺得對父輩的理想是抵觸還是接受，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著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託于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從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蘇關係始終隱藏著難料變異的因數。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同為中南海裏孩子的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有一簡要的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他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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