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一回以一個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識分子的身份，步行著，參加人民大會堂高規格的晚會
後來，又過了一些年，我曾接到了一份更為精美的大紅請柬。單位的領導告訴我，這是新一屆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邀請一些在京的知識分子，到人民大會堂共度中秋之夜。
說實話，從未擔任過任何領導職務的我，平生從未享受過如此高的禮遇，也從沒有參加過如此高規格的“晚會”。我難免會想到，這肯定不只是標誌黨和國家對這幾百名在京知識分子個人的尊重，它更標誌著新時期對知識和所有知識分子的重視和禮遇。和請柬一起交到我手上的還有一份由晚會組織者印發的專用特殊“停車證”。按慣例，參加這樣晚會的人，似乎都會乘坐專車“蒞臨”。但我偏偏只是個沒有任何官職、又沒有其他政治身份的普通作家。而那天下午，我又在單位以外的一個地方參加一個作家聚會。我當然不好意思讓聚會的組織者為我派一輛“專車”。如果我向本單位“申請”，我想本單位是會願意派專車送我去參加那樣的晚會的。但轉念一想，我還是沒去“申請”。這不僅僅是因為多少年來，無論是因公還是因私，我從來沒有向本單位提出過這樣的“申請”，更是因為我想試一試，新時期了，究竟能不能以一個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識分子的身份，步行著，進入這樣一個週邊戒備森嚴的最高層次的晚會會場？於是我乘著公交車去了。
下了車，步行到人民大會堂附近，果然遇到了警衛線。身旁一輛又一輛攜有特殊停車證的高級小轎車從我身旁緩緩馳入警衛線。我走到警衛面前，掏出請柬和停車證。警衛們稍稍地愣了一下，打量了我這個完全是平民裝束的人一眼，他們大概從未遇到過手持特殊停車證，卻又步行前來的人。但他們不僅沒有攔我，甚至都沒盤問我。於是，我舉著特殊停車證繼續向前走去。從第一道警衛線到巍峨的大會堂臺階前，大約總有一百來米吧。中間應該還有兩道警衛線。還遇到一些警衛和晚會的工作人員。但無論是乘坐高級轎車前來的，還是像我這樣踽踽步行前來的，警衛和晚會的工作人員都給予了同樣的尊敬和禮遇。我就這樣闊步走進了人民大會堂眾多小禮堂中燈火最輝煌的那一個。我想，當天晚上，可能再沒有人是像我這樣高舉著特殊停車證而步行走進這森嚴的警衛線的。但是，那天晚上也可能沒有人比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新時期，在中國的“心臟部分”對知識的尊重和期待了……
頭一回在外國記者面前，展現新時期中國作家的新風采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部反腐題材的長篇小說和電視連續劇《蒼天在上》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這是第一部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檔播出的涉及副省級幹部的反腐作品，在社會上引起比較強烈的反響。
電視劇播出期間，一家著名歐洲媒體的記者突然打電話給我，提出要到我家來對我進行“專訪”。她把電話直接打到我家，而且提出馬上就要來。這是頭一回有外國記者提出要採訪我。按以往的老例，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是要事先經過組織批准的。但我覺得，如果我在電話裏對這位外國記者說，請你們等一下，讓我去請示一下領導，她一定會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更多的新氣象，會讓他們覺得中國的新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約束和限制仍然非常嚴重。這會是一件很丟我們中國人臉的事。於是我就咬咬牙，當即答應了。
那天，門鈴一響，我一開門，嚇我一大跳，那外國女記者不僅自己來了，還帶來兩組人馬，在我那並不寬敞的門廳裏架起兩部碩大的電視攝像機，要對採訪進行現場電視實錄。未請示就“先自”應允外國記者對自己進行口頭采訪，已屬“違規”，現在又擅自讓外國記者進行電視採訪，況且我還沒有任何跟外國記者打交道的經驗。萬一自己有什麼話說過頭了，一言一行都會被攝像機記錄在案，再被他們拿到國外去播出了，如何是好？此時此刻，是以“你們事先沒告訴我要進行電視採訪”為由，斷然拒絕他們，還是拿出新時期中國作家的新風采，大膽接受她們的採訪？當時我確實出了一身冷汗，但還是接受了採訪。
事後我很忐忑地報告了單位領導。沒想到，事後任何方面任何人都沒有對我進行任何批評。甚至沒有任何人來過問一下這件事。事情非常平靜地可以說是毫無波瀾地過去了。好像事情本身就應該是這樣的:時代不同了，現如今，中國的作家，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充分保障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以自己的面目去面對這個世界，向這個世界充分敞開自己的心扉，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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