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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南與新任港督衛弈信在北京商談香港立法機構選舉問題並達成共識（1989年）。 |
這個事情報到北京，周總理很著急，要我們趕快搬家，讓財政部特批500萬美金，讓我們找房子搬出去。所以我們找到66街林肯中心對面的motel（汽車旅館），立即決定買下來。為了怕人家安竊聽器之類的東西，合同一簽，不等客人全部搬走，我們就往裡搬。空出一間，我們就進去占一間。
過了一年，我們讓安全部的人帶著儀器去查。就在我那個房間的暖氣包邊上，還有別的房間，找出不少微型竊聽器，還有的是在廁所裡找出來的，一共有十幾處。看來有的房間裡原來的客人還沒有走，就被他們安上竊聽器了。國際間公開戰線和隱蔽戰線的鬥爭是很複雜、很尖銳的，可不能够掉以輕心啊！
劍氣簫心兩未殘
我去聯合國的時候是1971年，就是說我去的時候，還是“文革”的後半段，還沒完。林彪雖然垮台了，但是“四人幫”還在台上。因此，外交部也好，代表團也好，派系鬥爭並沒有停止，有時還很激烈。“老爺”派的人相互之間有矛盾，“老爺”派跟“小姐”派之間有矛盾。（“老爺”，指喬冠華；“小姐”，指王海容、唐聞生）兩邊都想拉我參加，去整對方。鄙人不感興趣，下定決心“不參加”。所以除了開會之外我就關起門來，一個人在房間讀書。我經常到舊書店，一美元能買好幾本簡裝書、舊的小說英文小說等，我買了好多。另外，如果有空，我就去看看博物館，逛逛公園散散步，晚上回到家裡看電視，有一個13台，放的盡是外國名著改編的電影。我就這樣消遣，盡量躲開外界的干擾。那次回國之前，有一個派別的小頭頭和我談話。他在那顛來倒去的，一會兒這派，一會兒那派。我就說：大家都是自己同志，不應該搞這些玩意，還是“和為貴”吧。我當時沒想這是孔夫子講的話。我聽黃華講過，毛主席好像有一次還在延安講過要“和為貴”。
在北京“批林批孔”動員會開過之後，部裡就開會組織與會者分組討論。1974年，批判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江青說意大利電影《中國》是反華的片子，其實並不是反華的，是紀實的。駐意大利大使沈平開會那天，“嘩”地一下站起來，連連檢討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不該推薦《中國》這部片子。開會當中有人捅我，說：你不也講過“和為貴”嗎？實際上等於在逼我檢討，那我就不得不檢討了。但檢討完就算了，我還是繼續“不參與”。當時我見到何英，跟何英說：“有精力要用在對外鬥爭上，對於人民內部的事，我的方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這個‘人’講的是自己的同志。”他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是周南哲學，還四處給我宣傳。
1976年我又回國一次，正趕上天安門悼念周總理。部裡各單位都通知不許去。我跟愛人黃過，還有我的大女兒戴上頭巾悄悄地去轉了兩圈。一看當時那種情景，我就說：看來民心不可侮啊！後來小平同志下台了，又要批鄧了。我回去後，章曙問我天安門和批鄧的情況。章曙就是章啟月的爸爸，他那時在聯合國工作。我跟他說：現在這個鬥爭太複雜了，咱們還是超脫一點好，不要積極。所以後來批鄧，我們在紐約，又不上街，讀讀文件，跟著文件說幾句就完了。
到了1976年，國內來了消息，說華國鋒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了。那時黃鎮在紐約，喬冠華、黃華也都在那裡。雖然沒講到“四人幫”，可是我們已經意識到“四人幫”有問題了。所以三個人要聯名發個電報給中央，黃鎮、喬冠華、黃華表示堅決支持、擁護中央，要我給他們起草，發回國內來了。後來，黃華當了外長，喬冠華則挨了批。據說，最後他一定程度上卷進了上層的爭鬥，但是具體什麼樣的情節我不清楚。無論如何，從他一生來講，恐怕還是功大於過的，人無完人嘛！要講起來，包括毛主席在內，哪一個沒有過呀！小平同志很坦率，他跟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毛主席犯的過錯我們都有份，我本人也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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