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辦公廳“行走”
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幾個月。1982年年初，吳學謙接替黃華出任外長。他找到我，讓我幫他起草一份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這樣我就到了辦公廳，負責起草的事。我名義是外交部大使，暫時成了辦公廳“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聞司幾個會寫東西的同志，又找宦鄉等一起討論，自己動手改了幾遍，部黨委討論了幾遍，主要還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思想來寫的。小平不是講“和平和發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講“世界大戰迫在眉睫”，“一觸即發”，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嘛！那個時候，大家估計，世界大戰一時還打不起來。通過外交工作，有可能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於是，我們建議外交政策做一些調整。既不倒向蘇聯，也不倒向美國，不再搞“一條線”了。不同任何大國或集團結盟，而是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我們是最大的不結盟國家，遇到重大國際問題時，要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們國家的利害來考慮中國的態度。
爭取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除了政治外交，同時還要注意經濟外交。這些都提出來了。當時的國務院領導表示贊許，很快就批了。
這個任務結束了以後，到了1982年，我當部長助理了，1984年9月又擔任副部長。首先我分管地區司西歐司，再是一些業務司，如研究室、教育司和翻譯室等，還有港澳辦。後來港澳問題出現了，又成立了一個港澳事務辦公室，實際上，除了日常的西歐各國的外交業務以外，重頭的任務就是香港問題。
小平一怒安天下
我們在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中遇到了一個大一點的問題，就是在實行“高度自治”的同時，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利，當時首先就提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裡。一個國家的國防、外交大權，這是主權很重要的方面。那麼，既然國防、外交由我們中央掌握，我們就有權駐軍。英方又百般抗拒，說不要駐軍。駐軍了以後，香港老百姓就嚇壞了，都要移民了。我說：哪裡有這樣的事？你們能駐軍，我們為什麼不能駐軍？他說：我們不一樣啊！英國離香港十萬八千里，萬一有什麼事我們來不了。可你們就在旁邊啊，你們不需要在香港駐軍，你們在廣州、深圳有軍隊就行了。因為中國近，所以不需要駐軍。英國遠，所以要駐軍。這又是一個荒唐的邏輯。英方還說：萬一發生香港受到外國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徵求港府的意見，特區行政長官的意見。他同意了，立法會同意了，你可以暫時來一下，沒有任務了就馬上回去。這又是一個涉及主權問題的重大的爭論。
|
